长期以来,供述在证据中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供述证据也是最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随着DNA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虚假错案被揭示出来,随之带来的是人们对虚假供述产生原因的反思。供述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也开始被法学界所接受。人们发现,无论是讯问警察还是法官,在面对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时,都会存在基本归因错误现象,更多地强调“个人对自己行为结果负责任”这一信念。对于法官来讲,虽然他们在衡量口供的可采性时遵循着“情况总体”原则,但是,当法官对影响供述的各个因素进行分析时,实际上遵循的是一个按照检查表逐项进行核实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作用下,法官将会更难得出一个准确的结论。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在该项原则的作用下,法官可能会忽视某些重要变量的决定性影响作用,例如非法的审讯策略和犯罪嫌疑人的心理脆弱性问题。对于讯问警察来讲,他们会认为,讯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供述,除非采用了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不会产生虚假供述。在这一大的现实性背景下,人们远远低估了具有强烈的心理强制性色彩的讯问策略所产生的影响力。人们在开始探讨讯问策略的心理强制性特征的同时,也开始把目光集中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这一特殊性群体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群体在处于封闭的、高压的和心理强制性的审讯情境时,其本身所具有的心理脆弱性特征使其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鉴于此,本文以未成年人为研究对象,运用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影响其供述行为的一些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主要包括了讯问制度、讯问策略和心理脆弱性特征三个方面的内容,具体结论如下:(一)在接受讯问的过程中,未成年人并未得到应有的法律保护,律师在场制度、适当成年人在场制度以及相关讯问规定的不落实,使他们在真实的讯问情境中处于不利地位;(二)在获取供述的过程中,人们已逐渐抛弃原来的刑讯逼供等野蛮的物理强制方式,转而寻求带有典型的心理强制特征的讯问策略来对犯罪嫌疑人施加影响,这些策略主要分为最大化和最小化策略。相关的研究表明,这些带有典型的心理强制和欺骗性的讯问策略也会导致虚假供述的产生。对此,可以从强调证据的中心价值理论、说服理论和Gudjonsson的供述认知-行为模型加以解释;(三)在司法实践中,讯问人员针对未成年人的讯问策略与成年人不存在本质的区别,只表现在程度上的不同。与最小化策略相比,讯问人员更多地倾向于采用最大化讯问策略,并且认为不会产生太大的消极影响。对未成年犯的事后研究表明,最大化讯问策略与很多消极情绪和行为倾向存在显著性相关,如上诉、对警察充满怨恨和不满、下次将不配合讯问等。相比之下,未成年犯更认同同样带有一定欺骗性质的最小化策略,最小化策略则与积极后果存在着显著性正相关;(四)影响未成年人供述的心理脆弱性特征分为冲动性、对风险的评估存在缺陷以及易受暗示性。本次研究表明,与成年组相比,未成年人组更容易受到暗示的影响,在影响暗示得分的自由回忆成绩、具体的应对策略、应对风格、实验压力和成功期望上均存在显著性的年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