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花列传》为清末吴语代表性小说,被誉为现代通俗小说开山之作。张爱玲将其译为国语,后将其译为英语,其英译手稿经孔慧怡修订后于2005年出版。张爱玲的手稿与孔慧怡的修订本为翻译修改研究提供了珍贵文献资料。目前国内聚焦《海上花列传》英译出版本的研究不在少数,但关注该译本翻译修改过程的研究有如凤毛麟角,且往往仅以小说的前两回为研究对象,缺乏代表性。本文以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框架,以张爱玲的翻译手稿和经孔慧怡修订后的出版译本为研究对象,从翻译内和翻译外两个维度考察《海上花列传》的翻译修改过程,结合语料库数据、求真度评分和描述性研究,探究该译本在英译修改过程中求真度与务实度的变化,并从社会文化及译者身份等角度分析上述变化的背后动因。研究发现,《海上花列传》英译本经修订后实现了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从求真度一端到务实度一端的偏移,主要体现为:1)张爱玲在词汇和句法层面高度忠实于原文,例如采取较难的词汇以保留小说的文言风格、遵循原小说中的流水句结构,而孔慧怡在修订时显著降低词汇的丰富性和难度,将大量长句切分为短句,以迎合英语的句法习惯。2)在翻译地名与拟声词时,张爱玲通常采用音译,而孔慧怡在修订时大量删除手稿中的音译词汇与其他晦涩表达,并根据文本内涵进行意译。3)在翻译方言、文化负载词及习语时,张爱玲多采用直译手法,充分保留原文中的文化意象及语言结构和韵律,再现地方特色与文化内涵,而孔慧怡则多使用意译方法,在修订中灵活使用増译、减译、替换等翻译技巧。译文求真度的降低和务实度的提升主要由于两位译者不同的翻译策略、翻译动机、译者身份与赞助人等,张爱玲英译《海上花列传》源于个人文学审美与艺术追求,具有自发性、独立性,其在英译过程中主要扮演“语言人”角色,在翻译中实现了风格、语言和文化上的异化;而孔慧怡修订《海上花列传》源于以出版为导向的外部邀请,具有鲜明的务实性特征,其在修订过程中主要扮演“社会人”角色,在修订中实现了小说多个层面的归化。研究认为,译者行为批评为翻译修改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理论框架,从求真度向务实度的偏移或为翻译修改共性。通过为翻译修改研究引入新视角、扩大样本量,本研究希冀推动国内翻译修改研究的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