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明代隆庆、万历时期的馆阁文学及其与晚明其他文学形态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明代中后期的馆阁文学实难代表当时的文学，因而尚未被充分研究。其文学史意义在于其如何处于当时的文坛格局之中，即对文坛格局的影响和所受文坛格局的影响。因此，本文在呈现隆万馆阁文学发展过程的同时，更兼顾探求晚明文坛格局由此发生的变化。在线性梳理方面，将隆万馆阁文学分为四个阶段，作为全文四章的历史背景;在主题探讨方面，各章着力关注本阶段文坛格局的核心问题，以探索某些文学现象的成因。　　第一章涉及时段为嘉靖四十一年(1562)至万历五年(1577)。本章关注晚明文坛格局发生变化的第一步，即馆阁、郎署、山林三个作家阶层的完备过程。首先考察雄踞文坛的郎署文学和曰趋活跃的山林文学，再重点论述暌违文坛已久的馆阁文学。自前七子从馆阁文阀手中取得文学话语权后，郎署文学便逐渐成为明代文学的主流，经过后七子的第二轮复古运动，郎署文学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馆阁文学逐渐退出文坛核心。但这种形势至嘉靖末年发生变化，君权、相权对馆阁的控制放松，使馆阁作家有了再次角逐文坛的机会。总而言之，在本阶段，馆阁作家在长期缺位后回归文学发展主流，作家阶层这一概念轴的三级架构，至此得到实际意义上的确立。　　第二章涉及时段为万历五年至万历二十年(1592)。本章关注晚明文坛格局发生变化的第二步，即复古思想对文坛整体的渗透过程。复古思想得到了博洽学风的改造和加强，使得文学思想这一概念轴，在公安派、竟陵派相继出现后仍保持复古的底色。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馆阁文学原本也应沿着复古之路前行。但万历五年的夺情事件，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馆阁文学紧密追随郎署的复古步调。张居正以强化馆阁应制职能来改造翰林院，客观上却使得馆阁文学传统有所抬升。他卒后，因夺情事件投入郎署、地方复古文学广阔天地的翰林陆续回流，他们带回的复古元素与馆阁文统相结合，使得馆阁文学呈现出与外界复古同中有异的繁荣景象。　　第三章涉及时段为万历二十年至万历三十八年(1610)。本章关注晚明文坛格局发生变化的第三步，即多种文学思潮所引发的文学活动。万历中后期，以繁盛的社集为代表的文学活动，不仅改变了当时的文坛格局，其本身也是文坛内在演变的外化。本章即从这个角度切入，探究本时期文坛格局演变的理路。概括地说:公安派活动的修习意味重于文学，在苏州碰壁后在北京打开了局面;闽中文学活动有宗旨、有成效，不仅自身重新振作，还通过闽籍翰林带动馆阁;在馆阁，群体性文学行为一向被翰林自觉避免，他们正沉迷于战胜郎署成为复古正统的兴奋之中，但翰林参与公安派的修习，以及被卷入党争（或许是另一种形式的社集），却使馆阁的复古进程逐渐减速。这段时间，文学史事件在文学活动这一概念轴上的坐标最为显性，禅会活动和福建、南京的文学社集使各阶层的作家和各流派的思想发生汇聚。　　第四章涉及时段为万历三十八年至天启五年(1625)。这是明代文学最后的发展阶段，天启五年至崇祯元年的阉祸，彻底打乱了包括馆阁文学在内诸多文学形态的发展步调，之后的内忧外患和明清易代则使很多文学史问题和清代文学的联系更为紧密。本章在前三章的基础上，一方面对隆万馆阁文学的发展进行总结，认为其作为复古运动的替补力量存在于晚明文坛，却在取得成绩后和郎署复古派争夺正统，又在性灵思潮触动下有所动摇。另一方面探讨晚明馆阁文学复兴这一文学史命题提出的背景，及其成立与否。与此同时，以前三章关注的三根概念轴（作家阶层、文学思想、文学活动）构成立体格局，审视本阶段的文学。这是不断变化的文坛格局属于晚明的最后样貌:郎署（竟陵派）、山林（嘉定派）作家通过多元化的文学活动，对各种文学思想进行糅合，并在理论、创作上呈现有别于明末清初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