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衣物回收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社会现象。在我国旧衣物回收经过长期的演变，从最初的个体为满足自我生存的日常购买行为，发展成今天的群体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市场行为。伴随民工潮的产生，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入旧衣物回收市场，已经成为旧衣物回收市场的主体。农民工对旧衣物回收市场的参与，使得旧衣物回收这一社会现象更具有社会现实意义。从旧衣物回收的功能上而言，一方面，旧衣物回收对于社会发展具有正功能，促进了旧衣物的回收再利用，创造了经济与环境效益，促进了农民工就业;另一方面则是旧衣物回收的负功能，破坏了城市环境，危害了社会大众的健康，影响城市治安，同时也导致农民工生存状况的边缘化。我国虽然禁止旧衣物买卖，但是仍有农民工群体从事旧衣物回收，并呈现出鲜明的生存理性、经济理性与发展理性特征。　　基于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农民工从事旧衣物回收是一种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于农民工而言，这种利益既是满足生存需要，获取经济利益，也是为了实现个人发展。而在宏观层次上，现存社会结构与旧衣物回收市场制度规范的缺失使得农民工这一行动成为可能，农民工从事旧衣物回收实际上是农民工个体理性与宏观社会系统交互作用的结果。　　研究以W村从事旧衣物回收的农民工为例，运用问卷调查、个案访谈的方法，对农民工回收旧衣物这一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发现农民工纷纷从事旧衣物回收实际上是农民工经过理性化思考所做出的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理性选择，而生存理性、经济理性与发展理性则使其选择成为可能。面对生存压力，农民工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选择从事旧衣物回收;旧衣物回收市场本身所蕴含的巨大经济利益，刺激了农民工获得经济利益的欲望;由于社会结构的制约，农民工的自我实现受到限制，在旧衣物回收市场制度规范缺失的情况下，从事旧衣物回收成为农民工实现自我发展的最优选择。因此，农民工回收旧衣物的行动不仅是生存理性、经济理性与发展理性的驱动作用，也是农民工个体理性与宏观层面上的制度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对于这一社会现象，我们应该给予客观公正的看待，采取行之有效的治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