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古至今农民人口数量巨大的国家来说，“农民”二字在“农业生产者”之外被赋予了太多有关利益分配、身份地位、政治属性等许多涉及全社会、触及国家根基的涵义。农民群体覆盖如此广泛，农民问题如此复杂多变，纪录片本身具有“观照社会现实”的属性，因此，从具有写实和写意双重特性的“纪录影像”入手，研究中国纪录片中农民影像的历史、现状、问题和发展，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纪录片与影像的渊源和区别、纪录片的选取范围说明、农民概念的厘清这三个问题的理论综述，纪录片、农民题材纪录片、影像研究这三个方面的文献综述，都为中国纪录片中的农民影像研究奠定了准确而全面的理论基础，同时也确立了文本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和思辨研究法的综合研究方法。以时间为坐标，农民影像呈现出从表象到内在、从“乡土”到“混凝土”、从农民到公民的特点；以地域为坐标，农民影像呈现出北方是一部家园的神话、中原经历着突围的阵痛、南方进行着自省的反思；以创作主体为坐标，农民影像在中央电视台表现为一个国家的宏大叙事、在地方电视台表现为一个民族的多彩写真、在港台电视台表现为一个社会的冷峻旁观。至此，以时间、地域和创作主体为坐标对中国纪录片中的农民影像进行的比较分析，显现出一条涵盖多重维度且较为清晰的演变轨迹。事实上，农民影像的实质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根本在于其政治特性，也就是身份问题。农民这个在现实社会和影视文本中的“双重弱势”群体需要从文化研究、媒介社会学和传播政治经济学三个维度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观照。从微观视角观照，以文化研究的方法介入，中国纪录片中的失地农民、留守儿童和村民自治是三个典型的农民影像范本；从中观视角审视，以媒介社会学介入，纪录片中农民影像具有的感性关怀主要包括保存集体记忆、聚焦大众目光和弘扬人本主义；从宏观视角总览，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介入，在中国纪录片中的农民影像中，政治体制造成了话语权力的缺失，经济发展导致了身份变迁的尴尬，文化思潮引发了意义再现的模糊。由此，农民影像的状态和根源所在正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和体制。中国纪录片中农民影像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勾连，目前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纪录片创作者需要反思生产机制，使官方与民间的“博弈”逐步走向“突破”体制的限制；需要探索角色转变，让农民从“被看”的客体改为“拍摄”自己的主体；需要丰富传播模式，从“单一”播放渠道到适应“互动”的传播网络。这是农民影像纪录片未来创作的发展方向。综上所述，1978年至2012年中国纪录片中的农民影像就如同现代化进程中被遗忘、被忽视、被误解的“失落的故乡”。无论是中国的农民还是拍摄农民的纪录片创作者，都在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从根源上和本质上规避广泛存在于这个群体以及反映到纪录片中的种种“不公平”和“歧视”现象。但事实上，当在使用“农民”两个字称呼这个群体时，便已经无法避免意识形态上的阶级观念。这是一个让人困惑和无奈的悖论，而如何阐释和解决造成这个悖论却正是这个选题的终极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