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四十九条增设了食品监管渎职罪,该罪名的增设不仅有利于在源头预防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还可以通过加强对负有食品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管使得有关企业在食品生产、销售的各个环节更加透明化、规范化,以确保食品的安全生产和流通。食品监管渎职罪设置了较高的法定刑,其为严厉惩治食品监管人员的渎职行为提供了刑法上的依据。但本罪在适用过程中,对其构成要件以及适用标准仍存在诸多争议亟待厘清,本文拟从三个层面对此进行释义,具体如下:首先,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立法背景及实施状况。本文拟从增设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理由分析食品监管渎职罪设立的必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并通过分析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刑事一审判处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刑事判决书,剖析本罪增设后的实施状况。其次,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规范释义。本文逐一分析了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客观要件、主体范围及罪过形式。客观要件以渎职的行为类型及渎职的法定结果为重点,渎职的行为类型包括“滥用职权型食品监管权”和“玩忽职守型食品监管权”,其行为方式均具有作为和不作为的双重属性,渎职的法定结果应参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立案标准,并结合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的立案标准予以认定,提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和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认定标准;主体厘定以食品监管职责者的范围为重点,并结合相关司法解释,认为本罪主体还应包括被依法授权、委托行使职权且具有食品监管渎职行为的单位负责人;罪过释评以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罪过判断为重点,认为本罪是单一的罪过形式,滥用职权型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玩忽职守型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罪过形式是过失。最后,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司法认定。本文拟从本罪的共同犯罪、停止形态及罪数形态的认定予以分析。只有行为人均实施滥用职权型食品监管渎职罪时才构成共同犯罪;滥用职权型食品监管渎职罪的既遂标准是造成法定的渎职结果。另外,通过对最高检指导性案例的研判,着重对本罪适用中的数罪和竞合问题予以释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