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式应用建构起充沛纷繁的物质世界,莱斯作为物质莽林中的清醒者,批判性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的社会生产和消费无限扩大却永远无法跟上人类需要不断扩张的步伐,至此,个体被其自身的需要所钳制,而挥霍性的商品生产无限扩张则导致自然资源锐减和环境危机深重,由此同构了人类需要的困境与危机。莱斯建构了人类需要理论研究的新框架,即创造性地将人类需要置于具体的社会组织模式中加以考察。为此,莱斯以社会对“交换”的依赖程度为标准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段化为四大阶段(原始采集与狩猎社会、小规模定居社会、大规模定居社会和高集约度社会),并清晰指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处于高集约度社会发展的高阶时期,商品(服务)的交换范围和交换速率在此社会架构下不断扩大与攀升,由此,莱斯重点考察了高集约度社会下的人类需要问题。遵循“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莱斯首先“检查”高集约度社会下人类需要的三重困境(个体层面的需要困境、社会层面的需要困境、自然层面的需要困境)所带来的风险与危机;继而,莱斯紧密围绕“需要与商品之间的互动关系”以“诊断”人类需要困境的深层根源。从个体需要角度出发,莱斯批判性地揭示,一方面随着劳动分工细化,个体需要满足所经历的步骤在数量上提升,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演进,需要表达的象征性媒介不断丰富,由此,造成了人类需要的复杂性与模糊性。从商品角度出发,莱斯批判性地揭示,商品的使用价值被弱化,而丰富的象征性意义被强化、附着于商品之上,由此,商品演化为被预设目标的复杂集合体。基于以上两种分析视角,莱斯结论性地指明,需要和商品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均存在模糊性,由此,需要同商品的互动关系则变得更为复杂交错、变幻莫测,造成了个体的需要本质被错误诠释,以及需要同满足需要的可选择方式二者之间的关系被曲解,在此种情景下,人们难以确定真实需要同商品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致使人们陷入需要永不满足的怪圈。最后,莱斯针对性地“开出药方”,以期通过设计多维的“替代性政策”以制约社会成员的非理性需要并保护自然实体的生存需要,其终极目标旨在建构一个“易于生存的社会”以替代“高集约度社会”。总体而言,莱斯勾勒了一个客观、多维、整体的需要理论图景,为走出人类需要的困境与危机提供了路径与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