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调解在解决我国民间纠纷问题上发挥了重要重要，在古代，倡导“以和为贵”的理念深入人心，息讼思想广为流传；在现代，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为主的解决纠纷方式，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得到广泛认同；在当今，以“和谐社会”为目标的发展理论，人们更愿意和平化解纠纷，省时省力的方式解决人们之间的矛盾是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所以，制定出更为人性化的民事调解制度，让它更能适应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且长期发挥作用是法学家们所向往的。此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强化了自愿性原则，新增“先行调解”和“调解协议书确认”的条款，较旧法有了进步，加强了调解这个“东方经验”的作用。但是，当前“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司法政策，十分注重调解，导致法院强制调解的现象频频发生，与当事人的自愿性是否冲突？什么样的案件适合先行调解，发条规定模糊？调解协议是否与法院判决一样具有既判力，法条也没有明确规定？这些问题对于调解能否发挥作用密切相关。另外，随着能动司法的推进，和“大调解”理念的推广，越来越多的民事案件以调解结案或以调解撤诉，对判决越来越淡化，甚至产生“零判决”的现象，法院和法官追求高调解率和低判决率的背后，却是当事人很高的“反悔率”，并未真正做到“结案了事”这个司法目标。笔者认为，调解与判决都是解决民事纠纷的手段，不能随意偏向其中任何一种方式。在我国当前的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环境正在转变，不定因素繁多，为了更好地和谐向前发展，在司法改革中制定出更加合理的调解机制，不能因为调解“好”，就盲目地运用，遇到纠纷就用调解，而是根据具体的纠纷情况，选择较优的解决方式，最终能够“结案了事”。本文将从新《民事诉讼法》中调解制度的修改与不足讨论调解制度的完善，厘清当事人的自愿性与“先行调解”的辩证关系；详细研究调解协议的既判力问题；探讨在能动司法的大背景下，“大调解”来带的好处与坏处；最后，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完善并制定出适合调解的管理机制，希望能对我国调解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有一点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