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左”倾错误时期的〈人民日报〉》共计18万字，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记录并分析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共和国历史上的“左”倾错误时期（1957年——1978年）22年的发展历程，填补了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上一份重要报纸、一段重要时期的历史空白。论文采取分析与史实印证相结合的方法，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力求在最大程度上让历史以本来面目展现，许多观点均为本人创见。　　论文分上、下两编共九章，上编为“文革”前十年（1957年—1966年），下编为“文革”十年（1966年—1976年）。另有绪论和尾声(1976年—1978年)两章。　　第1章“绪论”，首先分析了研究《人民日报》的巨大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计有四点:1、《人民日报》对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产生深远影响;2、《人民日报》在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发展史中占据突出地位;3、《人民日报》为中国当代史研究提供重要史料;4、可为我国当前的新闻改革尤其是党报改革提供历史镜鉴。同时，重点阐明了研究“左”倾错误时期《人民日报》的理由和意义。　　上编“文革前十年”，共分为反右时期、“大跃进”时期、新闻探索时期、“文革”准备期4个阶段，分4章加以阐述。“文革”前十年是《人民日报》开始受“左”的思想严重影响，逐渐从新闻舆论工具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时期，在其间进行的“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等政治运动中，《人民日报》为错误政治路线推波助澜，火上加油，并为“文革”的发动进行舆论准备。　　第2章“反右时期”，叙述了《人民日报》怎样从被毛泽东指责为“死人办报”到充当反右运动的“阳谋”工具的转变;对在反右运动中《人民日报》30名“右派”所遭受的“文祸”以及副总编辑杨刚的死因详加阐述;分析反右运动的动因，阐明反右是“引蛇出洞”的“阳谋”的理由;归纳分析了“阶级斗争工具”论对中国新闻事业的重大影响:1、新闻媒体成为“阳谋”工具;2、使1956年《人民日报》领导的新闻改革半途而废;3、开创了通过报纸“以言定罪”的恶劣先例;4、新闻工作者开始异化，新闻事业的结构发生变化。　　第3章“大跃进”时期，叙述了《人民日报》怎样在“反冒进”中被指责为“书生办报”，进而在“大跃进”运动中为浮夸风推波助澜的转变;对“大跃进”及“反右倾”运动中《人民日报》的浮夸报道进行翔实介绍;对《人民日报》在“大跃进”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及浮夸宣传的党内责任人进行深入分析;中间穿插介绍《人民日报》在“炮击金门”中所进行的宣传战。最后归纳分析“大跃进”时期《人民日报》的主要历史经验教训:1、“诗人办报”:新闻工作者的角色错位;2、“驯服工具”:新闻体制的两难困境;3、顺昌逆亡:新闻工作者的道德拷问。虽然“大跃进”开了新中国新闻史上“假、大、空”的先河，《人民日报》是恶劣文风的代表，但是对“大跃进”时期的《人民日报》，论文并没有全盘否定，对其在形式和新闻业务方面的某些改革创新给以一定肯定，并对报人在“大跃进”运动中焕发出的空前“革命激情”进行了客观分析。　　第4章“新闻探索”时期，主要介绍《人民日报》利用经济调整时期政治气候回暖的短暂间隙，从1960年起所进行的一些有益的探索和改革，力图在实践中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生动活泼的新闻工作道路:1961年改版，创办杂文专栏《长短录》，以及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报道一系列振奋人心的重大典型。论文也评价了这一时期报纸改革存在的种种不足:1961年改版，较之1956年改版有了很大的退步，没有提及报纸的内容改革;调查研究工作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仍然很大，记者在调查研究中很难进行独立思考和判断;典型报道存在过多过滥及虚假问题。总之，归其原因，还是由于党内“左”的错误思想没有得到彻底肃清。所以，当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这次新闻改革只能是昙花一现，以失败告终。　　第5章“文革准备期”，叙述了《人民日报》怎样随着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被迫加入到阶级斗争的洪流中去:由批“有鬼无害论”进而波及几乎所有的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在“学毛著”运动中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参加中苏论战，写出“九评”奇文。1965年底，终因转载为“文革”作舆论准备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迟缓，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从此便备受冷落，凡是给“运动”定调子的社论和文章，《人民日报》都没有优先发表权，只得被迫转载《解放军报》和《文汇报》的文章。最后以邓拓之死作结。　　下编“文革十年”，共分为“文革”前期、“文革”中期、“文革”后期3个阶段，分3章加以阐述。“文革”十年是极“左”思想盛行时期，也是《人民日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由“无产阶级专政工具”进一步沦为林彪、江青集团篡党夺权的工具，成为“文革”重灾区，写下是中国新闻事业史黑暗屈辱的一页。　　第6章“文革前期”，叙述了《人民日报》被林彪、江青集团全面夺权后，怎样充当其篡党夺权的御用工具:为“文革”发动进行点火宣传;为造神运动进行狂热宣传;为夺权风暴进行煽风宣传。最后深入剖析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人民日报》何以成为全国第一个被夺权的单位，邓拓何以成为“文革”第一号反党分子，《人民日报》在“文革”中的这两个第一背后所隐藏的政治动因。　　第7章“文革中期”，叙述了“九·一三”事件后，《人民日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围绕着《人民日报》领导权和宣传上纠“左”还是批右与江青集团进行的一场激烈交锋，虽然屡遭重创，弱不敌强，但显示了《人民日报》内部的正义力量是压不垮的。同时专节分析了“文革”期间《人民日报》的虚假典型报道，并以1970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毛主席会见斯诺的照片为例，分析了《人民日报》独特的版面语言和政治风向标作用。　　第8章“文革后期”，叙述了《人民日报》在“四人帮”的严密控制下，参与“四人帮”发动的一系列为打倒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卑劣政治阴谋:“批林批孔”，“反右倾回潮”，“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在这些运动中，《人民日报》充当了急先锋，扮演了历史罪人的角色，完全成了“四人帮”的“帮报”，直至粉碎“四人帮”，才回到人民中间。作为下编的小结，本章还对“文革”期间的新闻事业进行深刻反思，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1、党报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御用工具;2、“帮文风”泛滥成灾;3、版面编排的唯心主义之风达到顶峰;4、新闻职业道德大滑坡;5、事实为政治服务。　　第9章“尾声”，叙述了《人民日报》在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社会两年多的徘徊期（1976-1978年）里，不仅没有徘徊观望，而是大有作为的种种举措: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敢于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坚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推动党纠正错误立下大功;积极参与平反冤假错案和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工作，为人民群众鼓与呼;带领全国新闻界开展自身的拨乱反正，彻底清查林彪、“四人帮”利用该报祸国殃民的罪行，重塑新闻工作的形象。从而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使广大读者认识到《人民日报》已经彻底脱胎换骨，真正成为人民的报纸了。　　论文后记交代了论文的写作情况及本人的一些说明和思考。论文后附《人民日报》大事年表（1956年-197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目录(1949年-2005年)、《人民日报》年度社论统计表（1949年-2004年）、《人民日报》历任总编辑、社长名录以及论文所附的《人民日报》版面15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