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体制化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近代科学的体制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早在明末清初之际，中国社会由于历史原因而错失了一次发展科学的良机。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历了三次科学救国道路的探索，清政府也被迫实施新政，进行教育改革。这些社会变革作为体制化的前奏，为体制化创造了社会条件，也在客观上推动了近代前期科学技术的发展，五四时期兴起的科学思潮又为体制化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1915年，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它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共同体，为科学的体制化作了大量的前期工作，成为体制化探索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1928年中央研究院的建立则标志着体制化的正式形成。它的建立实现了由松散型体制到官办集中型体制的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科学主义思潮以其对科学不遗余力的宣传而成为体制化的关键性因素，巩固了体制化的成果。二三十年代，近代科学技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综观这一历史演讲过程，中国近代科学的体制化呈现出五大特点：第一，外生、移植型。中国近代科学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从西方引进的。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中国科学体制化的进程。中国近代科学的体制化是有识之士把西方国家成熟的体制移入国内并与我国社会不断磨合的结果。第二、国家行为。中国近代科学的体制在政府的干预、调控下得到发展。当前，国家对科学活动的干预和调控是大科学时代各国科学发展的共性。在这个过程中，要处理好国家干预、调控科学与科学自主发展的关系。科学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和特殊性，需要一定的自主性和相对的独立性，违背科学发展规律的作法必然会适得其反。第三，实用理性。重视应用是中国科学技术的传统。在民众看来，科学所展现出来的只是一种工具，一种技术，是能带来利益的“财神爷”。经世致用的传统观念带来的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但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一旦成为科学成就的唯一标准时，科学本身的发展又从根本上受到制约。因此，要真正实现科学的社会价值，人们必须对科学本身有更多的理性认识。第四，科学负载政治。在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的过程中，科学总是与政治制度的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常常作为政治变革的前奏，成为政治变革的思想武器，负载着一定的政治使命与社会责任。第五，科学的意识形态化。科学取代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念成为民众新的价值取向，成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科学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被意识形态化了。然而，科学只是在表面上取得了胜利，民众对科学的狂热也掩盖了他们对科学本身价值的真正理解。正确把握这些特点，对当前我国科技体制的改革与发展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