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王阳明哲学思想体系,“寂”范畴在其中的运用,一是肯定性的面向,二是否定性的面向。其一,“寂”并不能理解为佛教所提介的某种“死寂”、“空寂”,而恰恰正如近儒熊十力所言,是一种“生生之寂”；其二,王阳明对佛教逃离日用,表现出来终极关怀的“虚寂”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寂”内在的涵藏“本体”论的向度,无思无虑,无声无形,由此笔者概括地总结了王阳明“寂”范畴的三个实质：本体、无滞、自觉。另外,王阳明、聂豹、王畿三者使用“寂”不同,发现王阳明偏良知不重“寂”(虚),以寂言良知；王龙溪兼重良知与“寂”(虚),寂与良知互言；聂双江则独重“寂”不重“虚”,以良知言寂。由本体悟工夫,涉及工夫论问题时,阳明与龙溪坚持“寂感一体”无分于先后、内外、未发已发,体现“体用一元”的思维径路。而双江未免将“寂感”分开,作先后关系看,实行“二元体用”论的考索。这种在体用思维观念上的差异,也最终导致了阳明后学聂王两家的相互辩难,并走向流衍分化。王阳明“寂”范畴的境界奥妙至极,“寂”之儒家士人归隐性格、“寂”与圣同体、“寂”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三个维度最终凸显了儒士正统如王阳明追求人格臻满的终极关怀。然而阳明心体“寂”(虚)的一面如何嬗变演化而出明末王学的流弊,不由令人深思,笔者最后一并检讨了明末东林学派顾宪成、高攀龙对王学的批判,并借此最后说明王阳明心学在整个儒学当中所处的地位,并交代其良知“本寂本虚”的理论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