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拟通过修订国内使用的职业倦怠测量问卷,开发适合我国国情的职业倦怠测量问卷,研究脑力劳动者职业倦怠现状,探讨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引入认知变量,将职业倦怠作为职业紧张的反应结果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明确三者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验证职业紧张过程的适用性以及个体差异性。通过研究认知变量对职业紧张和职业倦怠的影响,本研究拟为紧张的干预管理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合理利用中介变量来减轻和降低职业倦怠。方法: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管理者、高校教师、警察、医生等1100名脑力劳动者作为样本进行职业紧张、职业倦怠、社会支持、心理控制和应对方式问卷调查。使用SPSS16.0对资料进行统计描述、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使用Amos7.0对修订的中式职业倦怠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并在以上统计分析基础上进行结构方程的建构、修正和评价来明确职业倦怠与人口学特征、认知变量和职业紧张的关系。结果:1)本次研究与原量表进行信度检验的结果相比,除人格解体的分半信度和情感耗竭的重测信度,其余信度指标均高于原量表的研究结果,说明本次修订的职业倦怠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利用SEM中的验证性因子分析对CMBI进行结构效度的分析,整个模型拟和良好,所有条目在三个潜因子负荷大于0.4(P<0.01),说明相应的条目度量对应的潜在因子的结构比较合理。量表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聚集效度和区分效度。2)男性的人格解体和职业倦怠均高于女性;不同民族职业倦怠无差异;年轻人、工作早期、低收入、低学历和未婚者较容易产生职业倦怠。警察职业倦怠得分高于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脑力劳动者职业倦怠单因素检出率分别是17.27%、45.36%和60.64%,轻度、中度和高度职业倦怠检出率分别是37.55%、37.82%和8.09%;警察的职业倦怠单因素检出率、中度倦怠和高度倦怠者的检出率均高于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3)职业紧张可以直接导致职业倦怠,同时又受到心理控制等认知变量的调节对职业倦怠产生间接作用。4)社会支持、内控、积极应对与职业倦怠成负相关(P<0.01),外控、心理控制、消极应对与职业倦怠成正相关(P<0.01)。人口学特征(低年龄、低工龄、低收入、低学历和单身)、职业紧张、社会支持、心理控制感和应对方式均是职业倦怠良好的预测因子(因素)。结论:1)修订的职业倦怠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真实稳定反映职业倦怠。2)经典Cronbachα系数降低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3)脑力劳动者的职业倦怠随着人口学特征不同而有差异,警察职业倦怠最严重。4)职业倦怠是职业紧张的心理健康效应,职业紧张是职业倦怠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受到心理控制等认知变量的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