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杨格对华活动的核心是求助外援和货币管理,这两方面紧密联系。抗战前期,国民政府最需要的现金援助,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维持货币,法币的内外价值关系到国民政府的存亡；后期国民政府对通货膨胀和物价治理的效果,又直接关系到能否继续有效获取外援。如何利用外援进行有效的货币管理?除了抗战初期不计代价的抛售外汇以维持法币,杨格思考的最终答案便是通过国际资金的注入,运用金融力量进行市场运作,以较少的代价维持法币的基本稳定,其典型代表是中英平准基金。如果从1938年6月中英金融势力联合维持汇市算起,这一政策实际发挥作用的时间两年有余,为杨格所推崇；然而,1941年在中英美平准基金的运作中,国民政府逐渐放弃了这一政策,国民政府因此失去了对符合实际情况的汇率的维持,在官方汇率上采取了顽固的态度,杨格认为这是导致国民政府货币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有用有效的货币管理来体现财政能力,进一步争取外援?太平洋战争爆发,特别是美国五亿美元借款成立之后,货币管理的效果反过来影响到中国对外求援的进度。虽然这一时期,对中国国际信用造成影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五亿美援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的失败,无疑是一个不利因素。杨格曾多次提醒国民政府领导人注意通货膨胀的问题,使用美援抑制通货膨胀即是其中的一条重要建议,其失败是中美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杨格认为,在美金公债的发行过程中,中方没有及时调整汇率和发动有效的社会动员,收效甚微。在黄金政策的推行过程中,美方财政部官员有意阻挠,该政策未能在战时发挥应有的效果。这些问题,在客观上造成了国民政府后期通货膨胀加剧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在主观上让中美双方陷入更深的矛盾之中。杨格对战时财政的重要贡献,还体现在对债信的维持和对战后财政的设计,这两个主题分别在第一章和第四章加以论述。杨格的战时债务思想从战前延续到战时,在战时外债停付的过程中,杨格做了最大限度的努力,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努力继续偿还债务,在国民政府决定放弃偿付之后努力减少该政策对中国与各债权国之间关系的冲击。关于战后财政,杨格强调国民政府应以实现财政稳定的为要目标,采取自助然后进一步寻求他助的态度。在杨格提出的若干财政建言中,侧重于战后财政的巩固恢复和国民政府自身的改革,与此同时,杨格参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筹建和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申请援助的工作,为战后中国之善后救济及重建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