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犯是指两人或两人以上就实行特定的犯罪进行谋议、达成合意的犯罪形态。很多国家的刑法中没有阴谋犯，只是少数国家设有阴谋犯的规定，这里尤其以大陆法系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规定为代表。我国《刑法》第103条第1款分裂国家罪、第104条第1款武装叛乱、暴乱罪、第105条第1款颠覆国家政权罪等，其中所规定的“策划”很显然是具有阴谋性质的行为，两人以上“策划”进行危害国家安全几种犯罪的，应当属于法定的阴谋犯。　　 刑事立法必定影响理论的研究。阴谋犯不仅在刑事立法、司法中难以把握，而且在理论刑法学、注释刑法学中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阴谋犯既不只是犯罪的一种形态，也非仅用修正的构成要件理论便可说明，而是直接与刑法的基本概念（如实行行为的相对性概念）相联系，甚至牵涉到刑事政策、法哲学的有关问题。各有关国家刑法学研究的阴谋犯理论可以说是零零碎碎、有所涉猎，却并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此外还存在着较大的学术分歧和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分歧与问题的存在，反过来无一不影响刑事立法体系上的科学与协调，进而妨害司法实践的效率与公正。因此，全面、深入的研究阴谋犯的理论及实践问题，对于完善各国刑事立法、规范刑事司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从阴谋犯的概念及种类入手，对国内外阴谋犯的立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比较，对“阴谋犯与预备犯的关系”在理论界所引起的争论进行了评析，并就阴谋犯的成立条件作了具体、详细的阐述。关于阴谋犯的犯罪形态，大陆法系国家与有关地区因刑法内部设计上的不协调，导致各该国、地区的理论与实践对阴谋犯的未完成形态、共犯形态等产生理解和适用上的较大分歧。我国刑法中的阴谋犯亦存在着立法上的缺陷，这些缺陷也进而影响到理论上的认识与实践中的运用：一是“策划”犯在我国危害国家安全类罪中的排序稍嫌靠后，已不符合实际的犯罪形势变化及防控需要；二是组织、策划、实施的含义均具有各自的特定内涵和对象的指向性，不宜并列状述，并且现行列举、并列结构不利于鼓励犯罪人中止犯罪，从而放弃分裂国家、武装叛乱、颠覆政府的阴谋活动；三是立法用语不明确，主要表现在“策划”一词，“策划”的主体、行为方式和其它要素的要求不甚明了。故可以考虑从以下几点对相关立法进行完善：第一，将刑法第103、104条的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罪，组织、策划、实施武装叛乱、暴乱罪的排序提前，分别列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首罪、第二罪；第二，拆解我国刑法第103、104、105条的现有罪名，重构组织、策划、实施行为立法；第三，适当借鉴日本刑法理论和判例的内容，对“策划”型国事犯罪作出实质性规定或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