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一带历来被中央政府视之为西北防御门户，同时也是与西域进行交流的重要通道，自汉武帝时期设四郡、据两关，河西被纳入西汉的版土，自此中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随着大量迁入的汉族民众得以在当地传播，同时原有的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也有了进一步的融合。与此同时，中央政府所颁布的一系列提倡各地建学校的政令，也使得河西兴办学校之风盛行一时。后经南北朝、隋唐，河西的地方州县官学和私学在时断时续中有所发展，至西夏统治河西期间，统治者在此地实行兼容并畜、博采众长的文化教育政策，州县学校的设立更加普遍的同时，在教育体系上更加融入了少数民族教育，使河西的教育呈现出与内地有别的多元特征。明代以前，由于政治环境的阶段性动荡，河西教育及学校的发展呈现出时断时续、兴衰无常的特征，及至明代政治经济环境都逐渐趋于稳定，才为河西走廊的教育持续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河西大兴屯田、茶马互市和畜牧业的发展则为当地教育的兴盛创造了条件。在中央到地方完备的教育体制下，中央与地方两个教育层面中共同的特点是大兴学校教育。据统计，河西走廊共建卫学九所，其中两所为千户所学，各卫（所）学生员以军生为主，主要接受武学教育，以期文武兼备，更好地完成戍守边疆之任；其间卫学师资力量也大大加强，各学府藏书量大增，经费有了一定保障并采用其它方式进行筹措，为生员参加科考以适应以经取士制度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除此之外，明代河西走廊正式建立书院，这与朝廷下令将其纳入国家的官方教育机构有重要关系，甘泉书院、酒泉书院、凉州书院最为典范并为教育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同时，社学的创办兴起也为河西走廊的启蒙教育提供了场所、营造了氛围。明代河西走廊学校教育由于历史和区域的关系相较于中原腹地存在着滞后性、民族糅合、边防性的特点，制约了教育的大力发展，但相较于明代之前，教育的体系和规模达到了空前兴盛的局面，普遍形成了受教育的良好风气，为后来学校体制的建立、教育机制的形成及整体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