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和不断完善,上市公司的融资需求也随之日益增多,相较于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会导致公司资产负债率升高和控制权稀释,灵活性高、成本较低的股权质押成为了上市公司大股东融资的一种重要手段。截止到2022年2月,大股东质押股数达到5354亿股,大股东质押股数占总股本的17.53%,其中大股东疑似触及平仓线的质押市值占未平仓总市值的63.9%。本文通过查找阅读前人的文献,对股权质押以及增持方面的文章着重梳理,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充分了解了现阶段两者的学术研究重点以及研究进展。值得一提的是,存在较少学者关注大股东主动承担风险的行为,这忽略了股东股票增持对股权质押以及股价波动的风险缓释效应。因此本文将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作为切入点,研究股权质押及其控制权转移风险的根本解决措施——稳定或提升股价。大股东增持在市场剧烈变动、股权质押风险即将或已经暴露之时,能够对股权质押及质押风险中控制权转移风险起到“急救”措施的作用。据统计,近十年间大股东股权质押和增持的数据趋势在2019年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大幅下降趋势,可知世界范围内的新冠疫情对上市公司的融资决策能够产生影响,文章对于前疫情时代的大股东股权质押,质押风险以及增持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根据股权质押、控质权转移风险与大股东增持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相关经济学理论,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从WIND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搜集相应的数据,筛选汇总得到201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建立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本文实证研究得出:（1）存在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比没有股权质押的公司,有更高的增持倾向,且质押股数占所持有股的比例越高,增持的倾向越大;（2）大股东股权质押出现控制权转移风险的公司比没有出现风险的公司,有更强的增持倾向,且控制权转移风险越高,增持的倾向越强;（3）非国有企业的股权质押以及控制权转移风险对大股东增持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而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或者不存在。同时疫情前的股权质押以及控制权转移风险对大股东增持也存在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而疫情后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或不存在。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可以分别从上市公司和质权人、投资者、监管部门三个角度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一是上市公司和质权人方面,要加强对股东股权质押动机以及资金用途的管理,质权人完善股权质押的履约风险管理机制,并且鼓励出质人增持对风险进行主动承担的行为。二是投资者方面,对于内部人释放的信号要增强识别能力,要做相对理性的市场参与者,判断主动承担风险的增持行为,多方考虑是否要做空股票。三是监管部门方面,要严厉打击侵占公司利益,扰乱市场,操纵市场价格的不良行为,对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程度以及正确性进行监督。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对发生风险但主动承担风险进行增持行为的上市公司或股东进行正向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