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清代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矛盾的变化为背景,提出“汉奸”治理成为清朝治边的重要任务,归纳了清朝统治者对“汉奸”危害的认识和治理“汉奸”的对策,并在此基础上对清代“汉奸”治策的得失进行分析,剖析了清代“汉奸”问题一直未能彻底解决的原因,并对“汉奸”词语在清代的使用特点做了分析,指出“汉奸”词语在鸦片战争前主要是一个用于边疆治理问题的词汇。雍正朝在土司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不法汉人为自身利益而教唆土司和苗民抵抗清政府的改土归流,边疆地区的汉奸问题开始显现。改土归流改变了边疆地区的社会结构,外来汉民和新设流官政权对夷民的欺凌成为边疆地区的主要社会矛盾,导致了新的汉奸形式的出现。煽惑土司和苗夷的不法行为、盘剥土司和夷民财产、包揽和教唆诉讼、协助藩属国损害清政府利益和参与藩属国内部斗争,构成清代汉奸违法活动的主要形式。“汉奸”的一系列行为严重影响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引起了清统治者的高度关注。一是主使土司和苗民的不法行为,具体表现为主使土司抵制改土归流、挑起土司之间的争斗、充当苗人叛乱的策划者和教唆夷民烧杀抢劫。二是参与土司和苗民变乱,具体表现为参与土司的反叛斗争、充当苗民起义的参与者和追随者及为番民贩私和销赃。三是侵占夷民和土司的田地。四是参与藩属国危害中国利益活动。五是进入藩属国为匪。汉奸直接主使和参与夷民反对中央政府斗争的行为,阻碍了清政府的边疆开发进程;汉奸侵占田产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夷民的生计,夷民为生存而被迫变乱,导致边疆地区经常性的动荡不安。清朝统治者将汉奸视为影响边疆地区安定的重要因素,制定了一系列打击和根除汉奸的措施。一是直接打击汉奸的对策,包括对汉奸严密缉拿和从重究拟、禁止汉民私往夷地、将稽查和捉拿汉奸列入土司与流官考成、对土司聘用主文和延幕进行严格控制及颁行保护夷民田地所有权和利益的措施。二是消除汉奸危害的产生的基础。清统治者认识到兵役的欺凌、夷民文化水平的低下和生计困难是汉奸得以教唆和欺凌夷民的基础,制定了严惩官史和兵役欺压夷民的行为、以夷治夷、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停止将遣犯安置于偏远夷民聚集地区和推行多项保障少数民族生计的措施等政策来消除汉奸危害产生的根源。清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惩治和根除汉奸的措施,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夷民和土司利益的积极效果,在一定程度维护了边疆地区的稳定。但汉奸治理中一些关键措施的缺失,也使得汉奸问题在清代一直延续。清政府对生夷和生苗坚持不编户的原则,保甲制度的缺失导致地方官员无法彻底清查汉奸,为潜居苗疆和土司地区的“汉奸”保留了生存空间。对于土地侵占这一导致苗疆动乱的重要诱因,清政府主要通过民、苗隔离和划界等方式来解决,苗民的土地所有权未得到政府的确认,汉奸侵占苗民田产的行为得以长期持续。清政府于苗变后在苗疆大量安插屯军,授给良田,幸存的苗民只分得山头地角的贫瘠耕地。随着人口的增长,苗民人口数量与土地资源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苗民为生存而被迫起事,汉奸产生的基础条件被再度强化。清政府将民、苗隔离视为根除“汉奸”的主要治策,试图通过禁止民、苗杂居和通婚来断绝汉奸教唆和欺凌夷民的机会。民、苗隔离政策是把“双刃剑”,在保护夷民的同时,也阻碍了夷民学习内地生产技术和通过贸易来改善生活的途径,不利于消除生计困难这一汉奸得以教唆夷民的根源。“汉奸”一词中的汉并非专指汉人,也包括熟番、熟苗和熟夷等已编户的边疆民族,“内地民人”成为汉奸的必备身份条件,增加了清政府在汉奸认定和处置上的复杂性。清政府将强占和盘剥夷民田地的内地民人定为“汉奸”,但对这一类型汉奸的处置则是较宽松的,显示了清朝统治者开发边疆的积极态度。清政府认定和处置汉奸的法律依据不足,主要是依据清朝皇帝的主观判断,导致地方官员在汉奸认定和处置上混乱。边疆地区的持续动荡使得清统治者的汉奸治策出现了倒退和矛盾,对边疆民族由教化到愚民、由同化到隔离和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封禁,都体现了传统羁縻思想对解决“汉奸”的问题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