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是当代中国的时代课题。当前,我国法治建设面临两个大的问题。从宏观角度来看,我国作为一个外生型的后发法治化国家,法治建设在基本完成法律制度的构建以后,还需要大力构建法治文化,只有法治文化成为民族的“血液”,才标志着法治中国的真正建立,因而法治文化的构建是目前法治建设的关键。从微观角度来看,法治教育作为构建法治文化的重要路径与举措,但却存在着实效性不强和教育方式类型单一等问题。因此,不断提高法治教育的实效性就成为推进法治文化构建的重要突破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就明确提出,要“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法律责任制,建立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把法治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健全媒体公益普法制度,加强新媒体新技术在普法中的运用,提高普法实效。”^（1）可见,在当前运用新媒体进行法治教育既是新媒体发展的时代要求,更是破解法治教育实效性不强、推进法治教育发展与推动法治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立基于此,本文在梳理、反思和总结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这一研究课题,并对其展开深入研究。本研究以马克思的人与环境及教育的关系理论、媒体的社会责任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和意见领袖理论等为学理支持。马克思的人与环境及教育的关系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实际上就是基于新媒体生活这一现实的场域环境,通过作用于人的法治传播与教育,最终实现法治社会环境的建构。媒体的社会责任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媒体作为一种引导、传播和教育大众的手段,理所当然地肩负着传递正能量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在推动法治中国建设中,担当着传播法治文化、弘扬法治精神的历史重任。因此,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是其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和意见领袖理论等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一方面,法治教育作为一种旨在达成法治共识的交往实践,特别是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不仅具有法治共识的价值取向,更有过程的主体间性、理解与语言的关键性、生活世界的场域性。因此,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法治商谈的过程;另一方面,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需要发挥新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通过科学合理地设置法治议程,以促成公众的法治商谈和对公众的影响;此外,在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过程中,法治引导对于公众的法治共识生成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法治意见领袖在法治意义建构与法治纠偏中对于促进生成和引导正确的法治舆论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综合使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和案例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通过这些研究方法的使用本文的内容得以呈现。首先,本研究分析新媒体、法治教育和新媒体环境下的法治教育的相关文献,明确提出当前法治教育的目标在于构建法治文化,新媒体及其生活不仅仅是一种传播工具与手段,本身就具有法治及法治教育的属性与功能,并且基于文献法分析阐释新媒体及其生活、法治教育的意涵,以及相关理论。其次,本研究通过对传统法治教育与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传播模式的比较,特别是对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基础与过程进行探讨和构建,明确指出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更具实效性。其三,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佐证在参与体验中得到的一些认识,并且全面和深入地把握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实践。其四,本研究通过案例分析法呈现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创新实践——微博直播庭审,从而实现窥“微博直播庭审”之斑,知“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之全貌。本研究在结构上呈现出递进式推进,即问题导向、现实切入、理论支撑、实践审视、落脚创新。首先,从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的实际出发,提出法治文化构建的历史任务和法治教育实效性不强的问题,从而引出新媒体生活环境这一研究视角。其次,在对新媒体生活与法治教育进行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揭示新媒体生活与法治教育在功能上的关联。其三,以新媒体生活为场域环境分析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的本质、特征与功能,并对相关理论进行阐释,为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提供学理支持,在此基础上构建法治教育过程。其四,对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实践进行审视,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与原因。最后,提出创新路径。本文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是一种基于新媒体的法治生活教育。法治内容丰富的新媒体生活形成了基于新媒体传播与交往的法治生活,这种法治生活在生成上是新媒体与法治教育的生存性耦合,在形式上是新媒体与法治能量的生活性聚合,在目的上是法治共识的生长性构合。二是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过程是达成法治共识与构建法治文化的活动。在新媒体法治生活中,法治教育者将法治信息上传到新媒体空间形成法治话题的设置。公众则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新媒体空间搜索、浏览或下载法治信息,并在使用法治信息的过程中与教育者或其他公众展开互动交流,从而形成法治商谈。在法治商谈中,公众基于深入交流和相互理解实现对法治的精神、价值认同,并达成共识。同时,对于在法治商谈中未形成法治认同与共识的问题,这就需要进一步的商谈和引导。在法治引导阶段,法治教育者通过分析、示范与引导,从而促使公众认同法治,形成法治共识。三是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实践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创新。在今后的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实践中应从树立多维理念、提升教育主体能力、拓展媒介渠道和优化媒介环境等方面进行实践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