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也是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迅速发展,家庭的财富也实现了快速积累,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家庭在金融市场的参与率较低:数据显示中国家庭金融资产在总财富中的比重平均仅为20.4%,且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单一,仅有不到10%的家庭参与了股票、基金等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因此,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应当受到更多的关注。随着金融市场的创新发展和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在金融资产配置上有了更多的选择,另一方面在生育政策的不断放开的背景下,现阶段中国居民的子女数量和性别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研究居民生育行为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将居民生育行为分为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结构,将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分为金融资产配置占比、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概率和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占比,使用OLS、Probit和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居民生育行为对以上三个解释变量的具体影响,并尝试从家庭、金融市场和政府三个角度给出建设性意见。文章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描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提出了研究思路和方法,并指出了本文的创新点和可能存在的不足;第二章主要梳理和总结了前人研究的相关文献和理论成果;第三章就本文实证分析中所用到的数据、变量和模型进行了解释和说明,并对变量做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第四章,对本文的研究内容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从多个角度对回归结果进行异质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尽量消除可能存在的不稳健因素;第五章总结概括了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并提出了相关建议。本文通过实证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果。（1）居民的生育行为对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于整体样本而言,子女数量会明显减弱家庭对金融资产和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偏好,而子女性别中男性占比越高,也会对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概率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2）相较于子女数量,居民子女的性别结构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较为有限,这一结果也显示当前中国性别歧视有了较大的改善,家庭中“重男轻女”的观点有了明显的减弱。（3）居民生育行为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城乡差异。在农村地区,家庭受到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总收入等原因的限制,不会过多投资于风险资产,而将大部分资产以存款或现金的形式保存,并没有对资产进行合理的分配和管理,因此子女特征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尤其是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有一定减弱。（4）家庭收入差异下生育行为的影响效力有着显著的区别:子女特征对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决策的挤出效应均不显著,但对中产家庭却有着明显的约束。（5）通过“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异质性检验,本文发现收经济发展较好和生育理念较为先进地区的家庭的资产配置行为受到子女性别结构的影响较弱。在文章的最后,本文针对家庭、金融机构和政府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首先,家庭应综合考虑资产、收入、未来规划等多方面来考虑生育行为,并对资产进行合理和多样化的配置。其次,金融市场上的主要机构应根据家庭的不同需求,向家庭推荐合适的金融理财产品,还应注重向社会公众、尤其是金融资产配置比例较低的农村家庭普及金融知识,提高居民的金融参与度。最后,政府应当积极宣传正确的生育理念,鼓励居民生育,并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加快实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政府还应当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不断推动金融创新来带动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本文存在以下两个主要的创新点:首先,学术界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研究的文章有不少,但是研究角度大多集中在住房、金融素养和家庭结构等角度,从居民生育行为切入进行的研究较少。其次,在数据方面本文也进行了较大的改善,目前很多文章使用的是2013、2015年的调查数据,时间较为久远,且2016年前中国一直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对居民的生育行为造成了较大的限制。而本文选取了最新的2019年CHFS,数据时效性较强,且随着国家放开生育,近年来居民生育行为的自由度也更高,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也会有了新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