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城市定居问题属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论文通过横向比较分析，明确了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实现向非农产业和城市定居同步转移是世界各国(地区)的普遍规律。可由于“工业优先”经济发展战略下以户籍为核心的系列特殊制度背景，使我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呈现出典型的双层刚性，进而使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出完全有别于世界它国(地区)的流动性而非迁移性特征，诞生了“农民工”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随着农民工规模的日益壮大，农民工城市就业过程中的矛盾、问题日益突出，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各级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不少有利于农民工权益保障方面的政策措施，一定程度地改善了农民工城市就业与生活的环境。但总体而言，城市农民工低下的经济社会政治地位以及长期候鸟迁徙的生存状态，并无多大程度的改观。迄今为止，农民工从未成为我国各级城市吸纳的主要群体。促进农民工城市定居转移，不仅是理论的需要，更是现实的需求。通过理论分析，本研究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以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为基础，建立了影响我国农民工城市定居转移决策的推拉模型，并用实证分析法对模型中的城乡推拉因子进行了系统考察，验证了模型中提出的农民工“城市就业”的“农村推力型”机制和“农村定居”的“城市推力型”机制的观点，得出了我国农民工群体乃城乡“双推力”作用的产物的结论。第二，以供求理论和成本分析理论为基础，分析了我国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劳动报酬与就业机会的均衡机制，得出了低工资是当前制度约束条件下城市农民工维持高就业的机会成本的结论，证明了我国农民工的经济理性。第三，以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循环累积因果理论为基础，对我国农民工低下的城市社会地位进行了探讨，得出了经济地位的弱势刚性是阻碍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的根本的结论。通过实证分析，本研究发现：第一，大城市是农民工定居的首选城市类型，之后依次是特大城市、经济活跃或者有发展前途的小县城、中等城市，最不受农民工欢迎的是农民工们熟悉的家乡小镇。第二，越是女性，越是已婚农民工，定居愿望越高；受教育程度与定居意愿呈负相关，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定居意愿越低；打工年限与定居意愿之间呈“倒U型”关系，进城六至八年的农民工定居意愿最强。第三，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农村收入对城市定居决策影响显著。在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决策的农村拉力因素中，缺少专业技能和文化程度低下最为关键，之后依次是父母养老方面的后顾之忧、农村户口、家乡熟悉的人文和自然环境。被学者们视为关键因子的承包地流转困难对农民工定居转移决策并不构成大的影响。第四，农民工在城市的工资或经营收入越高，定居意愿越强。但在高收入群体的农民工内部，定居意愿分化较大，选择不定居的可能性并不必然比收入低的群体小。在影响农民工定居转移决策的城市推力因素中，就业排在首位，之后依次是子女就学、工资收入、生活环境差，曾一度被学者们强调的城市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定居转移决策最不重要。第五，在导致我国农民工农村定居的农村拉力和城市推力的合力中，城市推力占绝对优势，促进农民工城市定居转移的关键在消除城市推力因子。第六，研究从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城市社会融合等几个方面进一步进行了现状考察，分析了这几个方面的制度供给不足，并站在城乡统筹的立场，阐述了促进我国农民工城市定居转移的措施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