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女伶群体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一方面，女伶属于职业女性的范畴；另一方面她们又不同于普通的职业女性。由于早期女伶中有许多兼操妓业，加之从事戏曲行业往往为人轻视，因此女伶的社会声誉不高。1912年，自俞振庭将女伶引入北京始，各剧种的女伶群体在近代开始逐渐登上舞台。由于京津地区具有历史悠久的戏曲传统，因而，近代女伶群体率先在该地的出现具有先天优势。在近代京津地区社会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公共娱乐空间的扩展、新兴娱乐方式的出现以及舆论媒体环境的充分发展更为女伶群体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因此，京津地区的女伶群体兼具有新旧两种职业女性的特点。近代京津地区先后活跃着三个主要剧种的女伶群体。分别是河北梆子、京剧与评剧女伶。经过艰苦的学艺和演出，女伶们运用自身的性别优势及丰富的舞台经验，推动各剧种的发展进步。大部份女伶来自贫苦或家道中落的环境，不同层次的女伶群体日常生活各有不同，感情婚姻也境况各异。然而，她们通过积极参与各种社交活动和公益演出，企图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女伶在戏曲中的性别跨界表演，可说是在男性形塑下的产物。目的各异，方式不同的各种捧角现象不仅造就了女伶的“明星化”，也推动了城市大众娱乐文化的发展。部分女伶表演的形式及内容，也容易使观众将女伶与淫戏混为一谈。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奎德社是民国时期京津地区影响最大的坤班社。奎德社虽然是由女伶作为主力组成，然而其发展沿革、内部的分工管理以及其上演剧目等均是在男性的领导、支持或帮助下完成。该社所演的时装新戏曾风靡一时，充分发挥了戏曲的社会教化功能。本研究着眼于探讨女伶群体与戏曲及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首先，近代女伶发挥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进而推动戏曲艺术的发展。其次，近代女伶群体的崛起反映了京津地区经济及城市文化的发展。通过分析女伶群体形成及发展过程中，公共空间、舆论媒体等影响因素，把握社会变迁的历史复杂性，有助于进一步发掘城市大众文化的现实意义。而女伶群体的公共演出与日常生活，既是城市文化的体现，又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动力。第三，女伶的社会形态仍具有传统社会的色彩。第四，在性别研究的意义层面上，通过观戏者、捧角家、编剧人等不同的表现，体现当时社会对女伶的形塑，展现女伶自身的人生轨迹，以及女伶群体对自身形象的再塑。透过京津地区社会性别关系演变的观察，可以见到近代性别的传统权力结构在都市社会中的时代变化。总而言之，在社会转型及朝现代化迈向之际，女伶群体随之形成、发展及壮大。这一群体所呈现出的社会形态虽然仍然具有传统社会的色彩，但她们也做出了向现代迈步的各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