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国际直接投资是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跨国公司及其国际直接投资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更多的专家和学者开始把国际直接投资誉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世界投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一个国家的跨国公司将成为其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跨国投资流入能给一国带来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和管理，有利于其经济的发展；跨国投资流出能加快投资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样能促进经济发展。国际直接投资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虽然已经众所周知，可是从理论角度来看，双向跨国投资与一国的经济发展到底具有怎样的密切联系？一个国家的双向跨国投资发展又遵循着怎样的规律呢？这些问题仍然困扰着学术界。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家Dunning提出了IDP理论对此作了较好的回答。邓宁按照一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发展路径大致分为五个阶段。邓宁的IDP理论初步解释了双向跨国投资与一国经济发展之间的简单关系，但对于我国，政府激励对双向跨国投资有着怎样的影响，我国双向跨国投资还有哪些影响因素，以及邓宁的IDP理论是否在我国适用等问题，至今仍没有明确结论。本文以政府激励与我国双向跨国投资为研究对象，首先对全球双向跨国投资概况进行分析，围绕IDP模型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我国各地区样本进行检验对比时发现，我国样本对IDP模型的拟合程度不如发达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一方面是由于邓宁IDP理论的原始模型构造简单，只涉及双向跨国投资与总产出变量，并没有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另一方面，和我国政府激励对双向跨国投资的促进作用显著，使IDP模型的解释力下降有关。这种情况下，本文对双向跨国投资中的政府激励进行了详细描述，引入双向跨国投资比作为被解释变量，政府行为、教育投入、贸易开放度、基础设施、工资、区位、市场化指数作为解释变量对IDP模型进行扩展，本文研究发现，政府激励在我国双向跨国投资中的作用显著。本文研究发现，我国企业在参与双向跨国投资时存在显著的政府依赖。我国企业普遍规模相对较小，产品档次低，致使大多数企业局限于区域内市场。即使是走出去的企业，在参与跨国经营过程中不了解国际市场，对投资目的国经济环境不熟悉，跨国经营的不确定因素多，这就需要政府为企业提供帮助。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激励，我国企业的海外经营风险很大。我国在对外投资方面发展很快，其中，国企对外直接投资额占比重已超过七成，而民营企业海外增长速度与份额都有限。所以，在对外投资过程中政府采取措施支持中小民营企业尤为重要。我国政府在吸引外资方面处于成熟的发展阶段，富有经验。然而，有些地方政策激励偏袒外商投资企业，本土企业参与双向跨国投资难度加大。文章最后指出，随着我国各地区通过双向跨国投资发展，拥有了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渠道，市场经济转型不断向前发展，跨国界资源配置和要素流动更加多样性，而科学合理的双向跨国投资政府激励会促使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