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新经济地理学的一个简单基本模型的应用和拓展,分析了两个市场规模不同的国家的企业在不同情况下的迁移选择。在没有政府的就业最大化政策约束时,若放松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企业会在劳动要素禀赋相对较多的国家形成集聚,集聚的程度随着该国劳动占世界的比例的增加而增加,当该国劳动占世界比例达到特定值时,会形成企业在该国的完全集聚。贸易自由度的增加会促进放松资本限制时企业在劳动要素相对富裕的国家的集聚,这意味着消费市场的开放将促进着生产部门的转移。劳动资本比率的增加也会加剧放松限制时企业的集聚程度,但当劳动资本比率增加到一定程度时,企业集聚程度虽然仍有提高,但是其集聚增加的速度却明显放小。同时根据对不同情况下工人和资本家的间接效用分析,可判断出工人和资本家对企业迁移的偏好,可以发现：对于劳动要素所有者,劳动要素相对富裕的国家的工人因为企业迁移带来的收益,其偏好于放松资本限制的情况；而劳动要素相对较少的国家的工人由于企业迁移会导致损失,其青睐于限制资本流动情况；对于资本要素所有者,劳动要素相对富裕的国家的资本家,随着该国的劳动占世界的比例的不断增加,会从偏好于放松资本限制的情况逐渐转向限制资本流动情况。这主要由于企业集聚所带来的负的收入效应随着该国的劳动占世界的比例的不断增加而逐渐超过正的价格指数效应。而劳动要素相对较少的国家的资本家恰恰相反,会从青睐于限制资本流动的情况逐渐转向放松资本限制情况。引入政府模型后,政府的就业最大化政策会形成对企业迁移的约束,当一国的劳动要素相对较多时,有约束下的企业在该国集聚的程度要弱于没有约束时的企业集聚程度,这也就是说,就业最大化政策虽然保证了本国的劳动力就业的正效应,但却造成了“资本荒废”的负效应；而当一国的劳动要素相对较少时,政策约束会减少该国企业向外国的迁移,因此得到了保证就业和限制企业转移的双重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