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我国行政执法实践中,通过诱惑取证手段来获取证据在一些行政执法领域得到大力运用,并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诱惑取证作为一种有效的执法取证手段,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使用价值。但是,由于诱惑取证自身的弊端,加之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制,在实践中出现了如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等运用诱惑取证手段不当,导致造成侵害无辜公民等一系列不良现象,使得运用诱惑取证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形成了维护社会秩序与保护公民权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严重制约了诱惑取证手段在行政执法领域的正常运用和发挥应有作用,成为目前我国行政执法领域关注的重大课题。本文力求通过审视诱惑侦查的实践历史,从上海“钓鱼执法”案例入手,就目前我国在行政执法领域运用诱惑取证存在的问题做了一些初步的探究,并针对社会各界对诱惑取证在行政执法领域的质疑,深入分析肯定了诱惑取证在行政执法领域的运用有现实的必要性和法律上的合理性,并就克服诱惑取证的弊端,发挥它应有的正面价值,提出了具体的法律规制路径,切实使诱惑取证运行在合理的法制轨道内,符合行政法治的要求。最后,针对诱惑取证所获得证据,就证据效力进行多方面分析,建立诱惑取证科学的证据采信体系,提高执法效率。本文围绕的主题是诱惑取证作为一种有效的取证手段,在行政执法领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不能因为出现一些运用不当情况就轻易的否定和排斥,我们应从客观科学的态度出发,正视诱惑取证自身的局限和不足,合理规范,发挥其独特作用。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结合国外有关诱惑侦查的相关制度,结合我国行政执法的实践要求,对我国行政执法运用诱惑取证的规制要求作了深入研究,并就诱惑取证所获得的证据效力进行了分析,为行政诱惑取证的深入应用提供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