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作为较早从上海来到延安的左翼作家，在共产党的政权组织中经历了革命战斗实践的锤炼，并由此逐渐适应集体生活，深入底层大众，个体自觉地产生了变革。随着作家与组织的接触日益密切，革命内部的许多弊端暴露出来，对此，丁玲保持了独立的现实批判视角，同时主动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改造，这种兼及外部环境和个体内在精神世界的双重否定态度生动地反应在作家的文艺创作中。另方面，投身于革命组织的丁玲并未忽视对女性经验的体察，抗战时期逐渐形成和完备起来的新政权与女性主义叙事之间的纠合，使作家的主体建构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维度。 随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丁玲中断了她独特的主体建构历程。作家为毛话语所展开的现代化道路吸纳，再次投入自我变革的改造。原有的多面否定向度和复杂情感张力在主体习得一套新话语后不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