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先生曾感叹道：“漕运之制，为中国大政。”纵观中国历史，确如康有为先生所言。自秦一统全国至清亡，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中，漕运一直发挥着维系中央集权与国家稳定的巨大作用，是历朝历代的经济大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清康熙皇帝甚至将漕运列为朝廷三大政之一，书于宫柱之上，“夙夜廑会”。正是漕运的这种重要性，使得它成为历代朝野人士研究的重点课题。有关漕运的议论、建言、主张也层出不穷。而清代经世派实学大家包世臣，无疑是其中成就最为突出、最具有时代性、实践性、可行性的代表人物之一。包世臣，清乾、嘉、道、咸年间著名的“经世致用”派代表人物、改革家、诗人和书法评论家。他毕生致力于漕运、河工、盐务、农事、刑法、民俗、军事等“实务”的考察与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改革主张与意见。包世臣的漕运改革思想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海运南漕：这是关于漕运路线的改革，即废除传统的利用运河运输漕粮，改为海路运输。这样既可以消除运河运输中的各种弊端，又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以治理黄、淮水患和运河，一举而数得。第二，雇商承运：这是经营方式上的改革，即改变传统的官运漕粮为雇商承运。如果说前者还仅仅着眼于技术上的变革的话，那么后者则很显然已经触及到了传统封建社会的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海运南漕”虽不是包世臣首创，但其中“建议在漕运中推行招商承办，包世臣则是先行者。”也正是这一点，使得包世臣的漕运改革思想具有了近代气息，是近代前夜商品经济大发展的具体体现，也是包世臣由“传统思想”向“近代思想”突破的重要表现。第三，公私兼顾：以往论者论及包世臣漕运改革，往往忽视了这一重要思想。殊不知这一点更能体现包世臣改革的利国、利民性，也使得海运南漕更具有可操作性。其核心内容是如何既保障国家利益不受损害又能保证船商获利。第四，综合治理：清嘉、道以降，国势日衰，政治愈加腐败，水患日益严重。清政府虽然到了“国朝以来，无一岁不治河。”甚至“竭天下之财赋以事河”的地步，但著效甚微。因此包世臣大声疾呼：“不使人扰漕，不使人扰河。”、“必以暂行海运、专力治河为上策。”意欲腾出财力、物力、人力专以治河。这一思想较之于同时代那些即使也倡言海运，但仅仅把它当成是由于河道受阻而采取的一时权宜之计的官员，认识上决不仅仅是略高了一筹。第五，屯田罢漕：如何最终解决漕弊?如何缓解东南农民过重的漕赋压力?一旦海运大行，则原来依赖运河和河运而生的人员将如何安置?包世臣认为，根本解决之道只能是在北方，尤其是在靠近京畿水源充足之地实行屯田。这样一来既可以充分满足京师的需要，又可以舒缓东南输漕省份(主要是江、浙、皖等省)的“民困”，消除潜在的东南大患。如此则可以真正做到“漕可罢，赋可宽”。同时还可以招募大量流民和失业水手屯田，以解决日益严重的因土地资源匮乏问题、流民无法安置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危机。在国势日衰，吏治败坏，漕弊丛生，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嘉、道年间，包世臣能上忧国事，下抒民困，大力倡言漕运改革，实在是一位关系民生疾苦，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具有远见卓识大思想家、改革家。其主张与思想有的在当时就被一些地方大吏接纳并得以实行，不仅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从传统理论上的“通经致用”到身体力行的“经世致用”，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包世臣自觉或不自觉的实现了自我突破，不仅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揭纛者，更是一个早期启蒙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