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最后十年间发生的一系列抵制外货运动,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首先,自鸦片战争后输入中国市场的外货数量越来越多,品种也趋于丰富。外货在中国经历了自上层到下层的等级扩散,至20世纪初,外货的流行将身处各地、各阶层的民众纳入到统一的市场中,这也在客观上使抵制外货成为跨区域、跨行业的大众运动。其次,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使中国人开始摒弃了心理和地理上的隔膜,在“炎黄子孙”的标签下共同行动,谋求国家、同胞的利益。再次,商会和其他社团组织以及民间报刊的出现,为抵制运动提供了高效的动员和宣传手段,促进了各地抵制活动的联动性。爆发于1901年的拒俄运动为此后一系列的民众排外运动积累了经验。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一方面在组织形式、动员方式上深受拒俄运动的影响,一方面在广度与深度上都有很大提高。1908年的抵制日货运动继承了反美爱国运动的方法和理念,并且也成为此后历次抵制日货运动的开端。清政府的态度和措施对民众抵制运动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于清政府忽视民众运动的正当性,以致不能顺应民情,及时采取恰当的应对手段。在历次抵制运动中多采取了压制的政策,从而使抵制运动难以持久和深入,越来越多的民众逐渐认清了清政府的软弱本性,站到了其对立面上。晚清抵制外货运动虽成果有限,但在其他方面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人们吸取以往反帝爱国运动中的教训,坚持以文明非暴力为手段,避免了列强的武装干涉。第二,抵制运动中,民众开始广泛地参与国家的外交活动,开始了由“秘密外交”向“国民外交”的转变。第三,民众在参加抵制运动的同时,大力发展了民族工业,催生了民国初年国货运动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