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天主教之论战乃晚明中西宗教对话与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率先发出辟佛之论。佛教方面则经历了从被动守势到主动进攻的过程,与天主教展开了这场持续了三十余年的论战。回溯佛耶相争之初,佛教方面首先站出来正面应对天主教批佛之衅的是身在杭州的佛教居士虞淳熙,其与利玛窦之间的论辩往来亦是佛耶论争初期的主要形式。本文以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视角重新审视虞淳熙辨天主教之事,运用场域、资本和惯习三大核心概念,考察其在佛教氛围浓厚的杭州宗教文化场域中所获得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象征资本,以此揭示其辨天护佛之举背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首先,虞淳熙辨天之因由与社会情势息息相关,彼时佛门正在丛林危机与复兴曙光中沉浮,而天主教将排佛合儒与上层路线作为进入中国宗教场域的重要手段,书籍之流通与利玛窦在士林的影响让虞淳熙所在的杭州宗教文化场域也感受到了天主教的渗透与威胁,而虞淳熙之所以起而辨耶,亦与其“居士龙象”之象征资本相契合。其次,通过对虞淳熙辨天之作的分析,可以发现辨天的角度选择、行文措辞与策略变化皆受其在宗教文化场域内所获资本的影响与制约:夷夏之辨与杀生之辨两大辨天角度中,承载了其融汇儒佛和戒杀放生的文化资本;劝诫求同中亦不乏讽喻之言的辨天措辞,体现了其在明末三教合一思潮下圆融贯通的思维习惯以及儒家夷夏观长期陶染下彼夷我夏的心理定势,二者皆属于其在特定环境中所形成的文化惯习;从宽言调和到正面论辩再到试图借力于云栖祩宏而未果的策略变化,以及在此阶段虞氏孤军作战未能使佛门合力这一结果,则是受其社会资本中僧俗师友皆缄口之制约。最后,虞淳熙辨天之举对晚明宗教“大场域”下佛耶论争这一“子场域”的构建以及佛门在该场域内部的发展态势与特点皆有所影响,如佛门转守为攻之变化、杭州逐渐成为佛耶论争主战场、居士在辟天行动中中流砥柱之地位以及以儒辨天之策成为佛门辟耶之惯习,皆可追溯至虞淳熙之辨。由是,虞淳熙之辨天,既受其原本宗教文化场域之观照,又反作用于佛耶论争场域的建构,为明季佛耶交涉中的个案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