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从“三权中最不危险的一权”逐渐发展成为三权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并在美国人民心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作为三权中唯一的非民选机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宪政的坚定维护者。当美国政府中的民选机构---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为了选票不愿意做出决定的时候，联邦最高法院就介入并解决问题。而对于诸如同性婚姻合法化，种族歧视以及堕胎等社会议题的处理上，联邦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往往深刻地影响着案件的裁判结果，影响着美国社会的走向。笔者也是在这种想法的启发下对联邦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进行研究。经济危机爆发后，民主党人罗斯福以杰斐逊主义包装了自己的新政，并通过“法院改组计划”将杰斐逊主义灌输至联邦最高法院中，联邦最高法院的地位逐渐下降，民选的立法与行政机关的触角伸至美国的各个角落里。民主党人对联邦最高法院的改造引起了共和党人的注意，自斯通大法官起，经过几代共和党人的努力，杰斐逊主义被清除出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重新树起了麦迪逊主义的大厦，发挥了比麦迪逊在设计宪法时所期待的更为重要的作用。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实现宪政与民主的平衡，实现对民选机构的权力的限制，实现麦迪逊对人民权利的保护的政治构想。本文通过对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审判过的影响深远的案件进行分析和梳理，从案件审理过程和裁判结果了解并分析诸位大法官对各个案件的法律观，价值观和政治观。从历史的高度，俯瞰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以及其历史背景和形成原因，试图从另外一个视角解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其不仅仅是一个三权中的一个司法机构，更是一个政治机构，一个虽有各方政治势力博弈并受其影响，但也有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