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策议程研究就成为西方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中一个新兴的研究热点。西方学者基于西方政治体系中的政策实践总结归纳出了政策议程的很多准入条件和模型,然而我国学者在议程问题的研究还相对落后,相关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基于我国具体实践的同类研究不仅数量稀少,而且对其适用性的解释和系统理论的补充论述都欠缺。由约翰·金登提出的“多源流框架”是西方公共政策过程分析中应用较为广泛的工具,该理论在解释我国政策制定的演变过程中具有一定适用性:“政策之窗”未形成,是由于三源流中某一条或两条源流的缺失;“政策之窗”的打开,是问题、政策、政治三源流共同出现的结果。同时,其解释力具有一定局限性:三源流并非彼此独立,源流的出现存在一定层次和先后顺序,中西方推动“政策之窗”打开的因素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在使用“多源流框架”研究我国政策过程时,必须与具体的政治体制、管理体制等相结合,才能更科学、更合理地分析我国公共管理过程中的政策议程问题。本文立足于中西方学者现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分析成果,针对多源流存在的局限和影响当前政府政策议程确立的各种因素展开探讨,从多源流理论对中国的适用度层面,吸收其积极的成果,结合我国政治生态的实际,尝试构建政策议程确定的“多层流模型”,进一步解释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议程。并以广州构建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相关政策的确立过程为例,验证模型的合理性,对我国政策议程的进入机制进行抽象到具体的研究。由此,引导人们寻找我国“政策议程”构建的改进思路,以期为健全转轨时期我国民主科学决策体制在理论层面上提供它山之石,推进我国地方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减少政策制定的盲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