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2年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同全球经济迅速融合,到2012年,处于“三期叠加”的中国经济开始步入新常态,为区别于新常态,本文将2002-2012年这段时期定义为旧常态。基于2002-2014年来自WIOD的世界投入产出表,本文首先计算了前后向系数以及国家依存度等指标,随后又从增加值角度对经济增长的动力进行结构分解,得到六个效应:增加值率变化效应、国内乘数变化效应、境内最终品变化效应、由进口中间产品产生的反馈效应、出口中间产品产生的溢出效应和境外最终品变化效应,最后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出发,测算了世界各主要地区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并对其进行分解。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一是运用了 MRIO模型从全球关联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及其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关系;二是利用投入产出理论模型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产出规模变动效应、技术变迁效应和要素配置效应;三是对新旧常态两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国际关联及增长动力的变化进行动态对比分析。通过对比旧常态与新常态两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关联演变和进行经济增长的动因分解,以及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在旧常态时期中国第二产业的前向关联度增加明显,而在步入新常态以后第三产业的前向关联度也以较快的速度增加;在地域层面,步入新常态以后中国对于亚洲国家的感应程度明显高于旧常态时期。第二,旧常态时期中国对外影响力提升主要体现在以大量中小发展中经济体为主的国家和亚洲国家,在产业层面则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上,在进入新常态以来后此种趋势更为凸显。第三,结构分解显示出,同旧常态时期相比,进入新常态以后,中国经济无论是整体还是三次产业对于内部因素的依赖程度均在增大,其中工业部门对于境内最终品的依赖程度在新常态以后大幅提升,这可能与2008年以来中国国内的一系列产业政策作用逐步凸显有关。第四,无论是在旧常态时期还是在新常态时期对于中国TFP增长率变动影响最大的因素始终是产出规模变动效应,而技术变迁效应和要素配置效应对中国TFP增长率的影响相对较小,且为负值,这意味着对于2002-2014年间的中国经济增长而言,最主要是依赖于产出规模的扩大化,纯粹的技术进步对TFP增长的作用比想象中要小,且要素错配问题一直存在并阻碍着TFP水平的提升。结合本文研究结论以及当前中国的发展情况,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一是要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也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国经济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中收获了很多,建立了完善的工业制造系体系,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在旧常态时期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动力。在新常态时期,产业结构在不断升级,但对外开放应当继续并深入下去。二是要准确把握“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政策的具体实施。中国经济虽然于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直到目前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在本文分析的整个期间,中国经济对于亚洲国家和以大量中小发展中经济体为主的国家的影响最为深入,这意味着在当前中国经济对于发达国家的影响依然有限,因此在中国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背景下,深入贯彻执行“一带一路”战略,不断强化中国同亚欧大陆国家的联系意义重大。三是要充分重视中国国内市场。在步入新常态以后,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主要国家对于境内最终品的依赖越来越大,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程度的同时也要重视国内市场。中国本土需求足够庞大,这部分需求对于稳定国内经济增长具有重大意义,不应盲目追求对外贸易的扩大而忽视国内市场的庞大需求。四是要重视第二产业,保证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结构分解中各国在分析期间的增加值率效应的变动告诉我们,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并不一定越大越好,第二产业应该受到足够重视。在中国的未来发展中,应当始终注意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在保证实体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不断发展第三产业。五是要进一步提升创新水平,优化资源配置。一方面,应该着力于提升技术水平,在生产同样一单位产出时能有更少的中间品的消耗;另一方面,在未来一段时期,优化要素配置结构,解决资源错配问题是TFP水平提升的另一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