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石器时代即已开展的岭南早期建筑实践，至两汉时期进入第一个高潮，都城与宫殿、苑囿以及民居的建设均出现前所未有的全面蓬勃发展。本研究冀图借助建筑考古学的方法论与认识论，整理与分析考古发现中的建筑遗迹资料，并在文化性视野中，从社会文化及营造过程之角度重新去认识建筑及其发生、发展和流变，探求岭南早期建筑的特殊性和进化的线索。 岭南早期建筑的书写，起始于遥远的旧石器时代。使用原始砾石砍砸器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南越先人，就自然岩洞而居。基于生活、防卫与生存的功能需求，选择向阳、近水、高台的自然石灰岩山洞居住，体现出前建筑时期的“建筑思维”；洞穴内空间的区划建立在身体本能的感知，和初民社会的生活内容与仪式上。在洞穴之外，大型露天旷野遗址的发现和民族学资料说明巢居(橧巢和窝棚)可能是茂密的华南森林中原始人另一种更为常见的营造形式。 原始农业的发展催生了走出洞穴、独立地面向天地、定居山岗的聚落。聚落形态日趋完善，显示出一定的规划原则如向心布局和方位尊崇等观念，体现出宇宙秩序对农生聚落的深刻影响。居址形态是多样化的：包括鲶鱼转和走马岗遗址中以火塘为中心的半地穴式建筑，虎地凹遗址中平地起建的房屋等：石峡遗址中聚族而居的木骨泥墙长屋显示建筑技术已相当成熟；在广西晓锦遗址，原始的干栏建筑表现出对山地环境的适应性。农耕经济的定居生活萌唤了人类关于“乡土”的执着情感，几何朴质纹样昭显出自然的空间美感积淀。 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拥有了农业技术后的岭南先民逐步走出山岗。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中段的贝丘遗址和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南端的沙丘遗址，揭示出人类逐步走向海洋的空间意欲。聚落的择址和布局，勾勒出以洋海贝食为滋养的集体社会空间架构，以不同功能分区适应其所处的地理环境。舟楫构成了岭南先民的水上生活空间；海岛上的岩画指认出聚落中神圣空间之所在，也体现出动态空间的认知和追求。在复杂多样的小地理环境中，发现了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夯土房基的大型礼制建筑，而居所形式有滨水栅居、坡地干栏和木骨泥墙的地面式居址，在相当一个时期这些形式是并存和交替的，最终在自然抉择过程中形成了以干栏为主的住宅体系。 随着青铜文化趋于鼎盛，岭南出现了古国林立的空间格局。“各有种姓”的“百越之君”以“国”为疆界，阶级矛盾的加剧伴随着空间占有和统治的强化。对大型墓地的分析显示其是在等级制度和两性原则等社会组织原则的指导下规划而成的，亦隐涵着社会结构及其所对应的空间格局。 秦平岭南和南越国的建立，促进了岭南地区向封建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和汉、越文化大融合。“攻防”与“统治”掀起了城池、关隘和堡塞的建筑高潮。效法中原、同制京师的南越国都番禺城是一座内城外郭、郭外有墓葬区和郊野的典型都邑，都城择址与建构亦体现出南方土著城邑的特色。都城里的宫殿建筑，以夯土基址和大型砖瓦建材等体现出与中原文化的传承性和一致性，又展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和创造性。宫苑遗址的曲溪方池，不仅是“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澜”以及“仙山楼阁”的典型景象，还体现出潺湲”之态和自然清新、疏朗淡泊等早期园林景观趣向。苑中曾被误判为船台的低支架干栏宫殿，应该是与曲流景观配合，用于“低坐静观”的游赏性建筑，它和朝堂区的夯土宫殿形成有机的组合。随着汉政权的稳固，墓葬表现出汉越逐渐融合的趋势，也体现出此一时期地上木构、石构和砖构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臻于完善；陶屋的演变是居住形式逐渐从干栏向汉式地居转变而又保留地域特质的真实写照。在“俗化百越，礼教南疆”的进程中，至秦汉时期岭南地区以中国传统建筑体系为依托的具有岭南地方特色的建筑体系基本确立，体现出“秦汉相承，帝王同制；承中有变，同中有异”的特点。岭南早期建筑的发展轨迹，体现出特殊地域与建筑形制的渊源，也散发着文化交汇的袅绕余韵。秦汉以前的早期古文化主要表现为地域性强烈、支系繁多的越族土著文化，至新石器时代中期逐步形成海岛与内陆对比鲜明的文化分野；两周之后，其内涵和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既有来自东南区域的影响，又有来自周、楚文化的影响，促成了青铜时代的到来。到了秦汉统一天下，岭南并入帝国疆域，设置郡县，以及其间南越国的经营，这些影响促成了土著文化融入汉文化之中，岭南建筑文化亦带着海洋文化和越族文化的印痕逐步纳入中国传统木构建筑体系中。 本文初步建立了史前至两汉期间岭南早期建筑起源和发展的框架，并从建筑考古学的角度解读考古资料，在社会文化史的视野下找寻建筑演变的涵构力量和决定因素，是对这一阶段岭南建筑在多样化的基础上走向定型与稳定的梳理与探讨。而对这种“异质地域之空间性生产”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研究，是未来岭南文化遗产保存实践的重要参考性指标，深具积极性行动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