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投资和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力度的不断减弱,扩大内需成为经济继续维持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因此,如何提升居民消费在收入中的占比成为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农民工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总量已约达2.8亿,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占比达50.5%。然而,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无论在绝对消费还是消费率上,农民工都要明显低于城镇本地居民。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是实现城镇融合的主要群体,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的特征,挖掘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水平提升的因素更具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将焦点对准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较低这—典型事实,探讨签订劳动合同对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的影响。本文使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在控制了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自选择问题之后,分析了签订劳动合同对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的影响。本文的结论表明,签订劳动合同的新生代农民工比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均消费高3.86%～7.28%,消费率高3.77%～5.79%。在消费水平的不同分位点上,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消费水平高于未签订劳动合同新生代农民工的结论依然成立,随着消费水平的增加,这种差异逐渐增加,显著性也逐渐增强。从不同的消费支出来看,新生代农民工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增加了人均食品和住房的消费支出。在考虑了福利因素、个体意愿因素之后,签订劳动合同对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水平产生正向影响的结果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签订劳动合同对高—低教育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和是否参加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平均具有正向影响,其中高教育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显著性不强,参加培训的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对消费正向影响程度要远大于未参加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整体来看,均与本文主要结论保持一致。签订劳动合同增加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的原因主要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就业方式较为稳定,预期的失业风险较低、持久收入较高,故签订劳动合同的新生代农民工预防性动机下降促使消费增加;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增强了该群体的城市身份认同,使其消费更倾向于城镇工的“享乐型”消费,故消费水平上升,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身份认同越强也是推进城镇融合进程的动力,并且城镇融合的逐步完善也会释放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潜力。通过本文研究的结果来看,政策建议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帮助新生代农民工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尤其关注长期劳动合同的签订状况。政府对农民工群体普及就业保障的相关知识和概念性培训,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所关注的就业方面问题,开展定向培训,促使新生代农民工明确《劳动合同法》等维权的劳动保障权益,避免由于自身的认知局限而不能与企业达成更为稳定的劳动契约关系,此外,企业避免考虑解雇成本来雇佣劳动力,政府应督促企业与岗位匹配良好的农民工达成更为长期的劳动合同。第二,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福利水平,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完成城市身份的跨越。政府应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签订长期或短期劳动合同的福利享有情况,农民工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得到完善的福利保障会减少由于预防性储蓄,释放农民工的消费潜力,提升生活质量。最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成立工会及农民工的党团组织对农民工维权非常重要,通过建立基层组织,提高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及时解决农民工与雇主之间的劳资纠纷、工伤事故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