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经济剧烈波动的改革初期到九十年代中期,还是在产出和通胀变动较为平稳的最近十年,我国一直存在通胀跟随产出增长的快慢而上涨下跌的现象。本文试图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制度背景下,考察最近十年呈现该特征的通胀产出关系背后的机制。　　 既有文献的研究将九十年代中期及以前的通胀跟随产出波动的现象归结为“增量改革”和分权安排下中央和地方利益的不一致(Brandt,Zhu,2000)。在经济增长的时候,正是地方发展挤占资金、国家不得不增发货币补贴国有企业的时候,货币供应量增加带来通货膨胀。但本世纪初结束的国企改革后,国有部门盈利能力大幅提升。国家不再需要指挥银行将资金贷给注定不赚钱的企业,中央和地方在资源上的竞争即使存在,也不再会导致通货膨胀。上述机制在最近十年不再有效。　　 本研究试图延续Brandt和Zhu(2000)的工作,从我国经济转型的特点和国家意志的角度,考察九十年代末期和新世纪后产出与通胀的关系。　　 本文首先回顾有关我国经济转型的文献,总结出我国转型从增量改革到改革“整体推进”的特有路径。特别的,在对外经济方面,我国从兼有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的战略,到九十年代中期转为全面的出口导向战略,最后进入以“入世”为标志的全面开放时期。本文从上述经济转型特点的角度提出假说:最近十年左右通胀跟随产出变动而变动,是因为产出变动伴随货币量变动,货币量的变动影响一般价格水平；产出与货币供应量变动相伴随的原因是:为保障出口产业的就业,刺激出口的政策得以维持,并在改革全面推进的大环境下导致净出口产出比快速上升,在推动产出增长的同时,急速增加的贸易顺差也在我国的汇率管理体制下成为推动货币供应量增长的重要动力。　　 为验证上述假说,本文所采取的实证研究策略是逐一检验上述假说的各个环节。分别刻画了经济开放、刺激出口政策与净出口产出比的关系,净出口产出比的与产出增长的关系,贸易顺差与央行国外资产变动的关系,国外资产变动与流通中货币的关系,流通中货币与M1的关系,以及验证在控制M1之后,产出增长对未来通胀没有解释力。实证结果显示上述机制符合最近十年,尤其是国企完成脱困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经济现实。　　 本文最主要的贡献,是从经济转型的角度为最近十年时间左右产出与通胀关系提供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其次,该研究从中国经济的全局出发,支持了我国通货膨胀的货币解释并刻画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机制。另外本文在实证的细节上本文也有所创新,较全面地衡量了各种因素对净出口产出比的影响,完全调整的向量自回归方法在国内也是首次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