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前,货币政策当局的主要职责在于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由此形成了宏观经济学理论中货币政策目标:经济增长、价格水平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而经过实践与论证,主流经济学家、多数国家货币政策当局均将维护价格水平稳定视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并且,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同时认为货币政策目标与金融稳定目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在货币政策目标实现的同时,金融稳定目标也能够实现。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揭示出了传统金融监管模式的缺陷与不足,使学术界、实务界、金融监管部门不得不反思传统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全面性。在金融体系出现极度不稳定时,传统的货币政策框架难以有效识别宏观经济的金融风险,因此,也无法制定出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防范金融体系不稳定向实体经济的蔓延。金融危机后,“宏观审慎”概念逐渐为学术界、实务界、金融监管部门和国际组织所重视。为了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府、金融监管部门纷纷开始将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从理论层面的思考与研究推向具体的监管实践,也成为了金融监管研究领域的焦点。在2010年11月召开的G20峰会上,各国对宏观审慎的定义达成共识,即“宏观审慎政策”主要是指利用审慎性工具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从而避免实体经济遭受冲击的政策。同年12月,巴塞尔协议Ⅲ出台,着重强调了宏观审慎政策的重要性。在实践中,世界各主要国家政府开始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机构和监管框架。全球各主要国家已初步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主导的或是由中央银行参与的宏观审慎政策治理架构。我国很早就开始了宏观审慎政策方面的实践,危机前的窗口指导、房地产信贷政策等政策实质上已经具备了宏观审慎政策的功能,蕴含了宏观审慎政策的理念。2017年3月,人民银行明确提出探索建立“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政策框架,积极探索二者间的协调配合。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了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设立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在组织机构和职责分工层面上明确了、强化了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有利于进一步提升监管统筹效率。由此,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问题也成为了摆在我国金融监管改革面前的重要课题。进一步地,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健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由此可以看出,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更好地将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结合起来这一课题不仅仅是金融监管部门的重要的使命,更是事关我国经济战略转型效率的关键。因此,逆周期的宏观审慎政策的提出与实践对我国金融稳定具有深远影响,在我国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结构下,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是否对我国金融稳定产生了影响?特别是货币政策会对我国银行业稳健性经营产生什么影响?如果产生了影响,那么究竟是正向的影响,还是负向的影响?在我国宏观审慎政策不断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我国宏观审慎政策是否能够有效?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当建立怎样的协调关系?在不同类型的冲击出现时,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应当采取怎样的协调模式?这些问题的相关研究对我国价格水平稳定与金融稳定双重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为我国的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支撑。本文立足于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的大背景,系统性地梳理我国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理论基础,总结全球主要国家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建立与完善的历程与经验,分析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不同协调模式及其特点,并结合我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建立的现实背景和经验,着重研究我国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基本方向和目标,最后重点研究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模式,尤其是分析不同政策协调模式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政策效果及其传导效果,并在比较中选择出不同冲击情况下,最优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模式。经过全文共八章的分析与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三方面的结论:一、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有助于货币政策目标和宏观审慎政策目标的实现,宏观审慎政策是有效的。通过构建带金融摩擦的DSGE模型,本文实证结果显示,加入宏观审慎政策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目标和金融稳定目标的实现效果比仅仅依靠货币政策的情况更为有效、及时。面对不同类型的冲击,加入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后,不仅通货膨胀的波动得到了抑制,而且房地产资产价格、商业银行杠杆率等金融稳定指标的波动也得到了平抑。这不仅仅验证了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有效性,还说明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存在着目标一致性的情况,在面对特定冲击,运用不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具有互补性,存在着政策协调的基础,表明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二、在不同类型的冲击下,不同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应对冲击的效果也各有差异。本文在构建DSGE模型中,分别考虑了两类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数量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债务价值比(LTV)和价格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庇古税(τ)。实证结果显示,由于两种工具作用的传导机制不同,导致在面对不同冲击情况下,政策效果的实现也有所差异,在面对技术冲击和房地产需求冲击时,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庇古税更为有效,货币政策目标与宏观审慎政策目标能够更快、更稳定地实现;在资本冲击冲击下,宏观审慎政策债务价值比更为有效;在货币政策冲击下,两种宏观审慎政策都是有效的,但两者具体效果上各有优劣,难以比较两者哪个更有效。因此,由于政策传导路径的不同,不同类型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对不同冲击的政策效果存在着差异。三、结合政策损失函数和博弈论思想,根据实证检验,本文得出结论:综合来看,合作模式,即“完全主导式”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模式,是最优的协调模式。结合第四章有关分析的结论,以第五章的DSGE模型为系统性条件,加入政策损失函数,对比分析了在不同冲击下,货币政策部门与宏观审慎政策部门不同协调模式的政策效果。实证结果表明,在各类冲击情况下,非合作的政策组合是最不利的政策组合,而合作模式,即“完全主导式”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模式则是最优的协调模式在绝大多数数情况下都是是最优的协作模式,仅在LTV与货币政策工具协调时,面对房地产需求冲击下,政策损失不是最小的,但即便如此,由于同最优的模式相差不大,因此,综合来看,合作模式仍是最优的模式。最后,基于以上的分析、结论,本文提出了三条政策启示:第一,加强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创新,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体系。第二,不断推进、完善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导的“双支柱”政策框架。第三,加强对风险冲击的识别和判断的前瞻性,以便于能够有的放矢地进行执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