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大量涌入我国,并且保持逐年增长的态势。随着我国引入FDI力度的不断增强,关于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多。FDI的资本积累效应和溢出效应,尤其是后者,已经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研究发现,FDI通过技术溢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受到东道国的吸收能力的制约。金融发展作为吸收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其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以往金融市场因素与FDI溢出的相关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将目光聚集在如何更好的发挥金融市场的渠道作用,促进东道国对FDI溢出的吸收,却忽略了一点：金融市场可能直接对FDI产生影响。东道国的金融发展状况作为重要的投资环境,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意愿,进而影响FDI的流入规模,甚至质量。这实际上决定了外资本身的溢出潜力。为了更全面的分析问题,本文在梳理好前人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分别对金融发展影响FDI流入规模和金融发展影响FDI溢出的吸收这两个命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在金融发展与FDI溢出的研究中,金融发展指标的选择一直是一个关键点。本文认为,金融发展这一概念的内涵十分丰富,单从一个角度难以准确的把握。况且,我国属于金融体系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发展中国家,金融“质”的提高可能远比“量”的扩大更为重要。因此,本文除了常用的规模指标外,还引入了金融效率指标,以求准确的体现金融发展的内涵。本文首先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然后分析了金融发展影响FDI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展开了两个层面的实证检验：第一个层面是使用我国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金融发展水平与FDI引入规模的关系；第二个层面是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金融发展对我国发挥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并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对比分析。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的扩大和提高能够拉动FDI流入规模,金融发展与FDI流入规模之间呈正相关的关系；从全国总体来看,无论是金融发展规模还是金融发展效率,都对FDI溢出的吸收起到了促进作用；在区域方面,我国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都有利于FDI溢出效应的发挥；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规模对FDI溢出效应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金融发展效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FDI溢出效应的发挥；我国FDI溢出效应的发挥存在金融发展“门槛”,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尤其在一些西部省份,金融发展水平,特别是金融体系效率较低,没有跨过门槛水平,导致不能充分吸收FDI的技术溢出。最后,根据实证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