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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研究父母因素对青少年超重肥胖及心理状况的影响,为制订适宜的干预策略提供依据。方法：整群抽取724名上海市金山区三所初中九年级学生及其家长作为研究对象,于2009年3月到5月对学生和家长作问卷调查,了解学生父母文化水平、学生对父母体型评价、学生自感家庭经济状况、学生日常饮食行为、不良体重控制饮食心理及行为和焦虑、抑郁情绪状况；同时了解家长对自己子女体型评价、家长健康膳食意识及家庭日常饮食安排情况。采用中位数法对父母健康膳食意识及行为情况和学生不良体重控制饮食心理及行为情况进行分层界定。采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特质焦虑量表(T-AI)评定学生抑郁和焦虑状况。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采用≤15分,>15分做分层界定。特质焦虑量表(T-AI)采用四分位数法做分层界定。结果：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724份,其中男生318人,占44.6%。女生395人,占54.6%。汉族99.9%。九年级学生年龄范围为14-17岁,平均年龄为14.67±0.54岁。九年级学生的超重肥胖检出率为12.1%。九年级学生的BMI均值为19.55±0.12。本次研究中随父母文化程度、学生自感经济状况不同,学生BMI均值差异未发现有统计学意义(P均大于>0.05)。在父母体型与学生BMI关联的研究中,父亲、母亲、双亲体型不同,学生BMI均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父亲P=0.009,母亲P=0.042,父母亲P=0.004)。其中父母亲超重肥胖,其子女也容易超重肥胖。在总共12项被调查的学生健康饮食行为中,父母健康膳食行为及意识得分较高者,其子女在吃零食、喝汽水、吃新鲜水果、吃蔬菜、吃腌制食品、早餐习惯、喝牛奶、吃路边摊这8项饮食行为的构成上较倾向于健康,构成比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总体上,父母健康膳食行为及意识得分与学生九年级时的BMI数值呈正性线性相关(Pearson=0.084, P=0.029),但父母健康膳食行为及意识得分高的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及BMI均值与父母健康膳食行为及意识得分低的学生之间的差异均未见统计显著性。父母健康膳食行为意识得分高的学生有不良体重控制饮食心理和行为的百分率低于父母健康膳食行为意识得分低的学生。父母健康膳食行为意识得分与学生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得分呈负性线性相关(Pearson=-0.119,P=0.002)。父母健康膳食行为意识得分和学生特质焦虑量表(T-AI)得分呈负性线性相关(Pearson=-0.150, P=0.000)。随父母健康膳食行为意识得分高低不同,学生有无抑郁情绪的构成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男生X2=3.376,P=0.043；女生X2-9.132,P=0.002)。父母健康膳食行为意识得分高的学生,其无抑郁情绪所占百分率高于父母健康膳食行为意识得分低的学生。随父母健康膳食行为及意识得分不同,男生特制焦虑水平构成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7.731,P=0.021)。父母健康膳食行为及意识得分高的男生及女生,其特制焦虑中及高所占百分率均低于父母健康膳食行为及意识得分低的学生。父母对男女生体型评价超重肥胖与否,男女生在12个饮食行为问题构成情况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父母对学生体型评价超重肥胖与否,其有无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的构成情况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男生X2=21.93,P=0.000；女生X2=24.696,P=0.000)。男生和女生父母评价为超重及胖的学生有不健康体重控制行为所占百分率均高于无不良饮食行为的百分率。结论：父母与青少年肥胖、饮食行为、不良体重控制饮食心理及行为、焦虑抑郁情绪的发生关系紧密。建议开展学校-家庭-社区为一体的干预活动,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有利于其身心健康的成长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