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新公共管理运动带来的部门分割、协调不足等一系列问题，西方国家进行了“整体性治理”，通过跨部门合作等促进政府横向纵向的协调，学术界也掀起了相关的研究浪潮，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共进行了8次行政体制改革，“大部制”越来越成为其中的主旋律，但部门间协同执行力不足、碎片化严重的问题仍然存在。在此背景下，基层政府越来越对领导小组产生路径依赖，领导小组在政治运作中起到了促进政策执行的作用，而学术界对这一现象缺乏相应的解释。本文受协同治理经典模型SFIC模型的启发，吸收前人协同执行、协同治理、领导小组等相关研究成果，以SFIC模型为基础模型，辅之以青岛Y街道的田野调查，试图构建新的协同执行模型来解释基层政府中存在的协同执行行为。
　　本文认为领导小组实现了“协同执行”，从而促进了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具体地，本文运用文献分析法和田野研究法，基于青岛Y街道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的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构建协同执行模型并对基层政府的协同执行机制进行分析。协同执行模型分为协同动因、协同机制、协同过程和协同结果四个部分，协同结果进一步反馈给协同机制和协同过程，组成一个连续的高度迭代的过程。协同动因，笔者运用扎根理论对访谈资料进行三级编码进行协同动因分析，环境因素引起领导对协同执行事项的重视并将其放在中心工作地位，实行党政同责，而在实际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单部门面临多重困境无法有效地进行政策执行，这些都促成了协同执行的进行。协同机制，是通过依托领导权威和现有政府体系，建立四个机制来保障协同执行的合法性和效率。协同执行，笔者将协同执行过程分为事项认定、方案规划、协同决策和协同执行以及协同评价五个阶段，事项认定属于“关门模式”，方案规划是在以“任务清单”的方式进行，协同决策的做出主要在党政联席会上做出以及协同执行实质是各方进行的精确的“靶向执行”。最后，协同结果的输出，主要是协同评价和对前面过程的反馈，包括协同成效和执行缺口两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