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成为世界第一碳排放大国,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减排压力也越来越大,并且我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人均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在进行碳减排时必须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碳排放的降低意味着当前消费的减少,必然对经济发展的速度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碳排放的降低更涉及到不同部门和群体之间的利益格局的改变,因此合适的碳减排政策应该是既能保持经济的发展,又能提高环境的质量。我们所采取的碳减排政策应该做到碳减排与经济增长的平衡,取得环境质量改善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协调发展。二氧化碳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其排放将是过量的。为了干预和引导经济主体的碳排放行为,政府可以通过征收碳税、实施碳交易等碳减排政策,将碳排放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本文通过对各种碳减排工具的分析比较,认为碳税比较适合我国的国情,并且分析了合理的碳税水平。征收碳税是经济学家普遍赞同的减排手段,碳税的作用首先体现在能够提高碳排放的成本,提供碳减排的经济激励。其次碳税可以增加碳减排的效率,以最低的成本实现达到碳减排的设定目标,这包括碳税的等边际减排成本和碳税的最优时间路径,主要体现在降低监督管理成本、提供稳定的减排价格信号等方面。最后,碳税还可以实现碳减排的代内间和代际间的公平,这主要通过碳税的减免和返还,碳税收入的循环使用来实现。当然,碳税的这些作用的实现前提是我们已经确定了合适的碳税税率,制定了一套合理的碳税征收和管理体系。合理的碳税税率应该是在权衡碳排放带来的损害(也即减少碳排放带来的收益)和进行碳减排需要付出的成本后作出的,应该考虑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变化,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其他经济社会条件的改变进行动态的调整。在理想情况下,碳税的价格应该设置在等于碳的社会成本的水平,碳的社会成本表示二氧化碳排放的边际增加所导致的未来一系列成本的边际增加,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二氧化碳的影子价格,也可以看作碳排放造成的外部成本的货币价值,征收该水平的碳税将实现碳排放外部成本的内部化,导致最优的社会碳排放水平。虽然现实情况下碳的社会成本的估算并不是完美的,但碳的社会成本依然可以为碳税的设定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本章以成本收益法为基础,通过经济和气候的动态综合模型(DICE)的分析,试图测算出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我国最优的碳税水平。气候和经济的动态综合模型(DICE)模型包含大量的变量,涉及到气候、地球物理等多学科知识的融合运用,需要借助现代数学工具GAMS程序进行编程运算。但是本文对碳税的测算可能存在较大的误差,不能完全切实反映碳排放造成的实际成本。这可能是因为本文所采用的气候地理方面的参数是关于国外经济学家所测算的,而这些参数并可能并不能准确反映碳排放对我国造成的损害以及我国在碳减排方面的真实成本。本文所得的结果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要得到准确的关于中国碳排放的社会成本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关于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方面。虽然碳税政策能够产生节能减排的良好效果,但是碳税的征收也将造成能源等高碳产品的价格上涨,对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为此,我们不能仅仅把目光停留在碳税的征收上,还要研究征收碳税的影响,关注碳税的优化使用。本文的分析将环境因素引入Aghion和Howitt的创造性破坏增长模型,在包含环境因素的内生增长框架内,比较碳税收入用于收入税减免或者用于研发补贴对经济增长、环境污染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本文拓展了碳税收入的使用途径,认为碳税既可以用于其它扭曲性税收减免,也可用于研发补贴。本文研究表明碳税收入的使用,无论是用于提高研发补贴水平还是用于降低收入税水平,都将提高经济增长率、降低污染水平。而且,提高研发补贴强度的增长效应与环境保护效应比削减收入税更显著,为政府将碳税收入倾斜性应用于提高研发补贴提供了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