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情”与“事功”是沈从文思想中的一对矛盾,现有研究成果多只是注重前者而忽略乃至否认后者,这并不符合沈从文思想实际。实际上,沈从文一直在寻找二者之间的统一或均衡,对二者并不存在简单意义上的褒贬。革命是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社会事件,沈从文的革命想象体现了他在“有情”与“事功”的张力之下而出现的思想反复与矛盾。在以小说《大小阮》为代表的作品中,沈从文肯定了革命者的天真勇敢,而在以《石子船》为代表的作品中他流露出对革命与民众之间的隔膜所导致的“无情”的担忧。建国后沈从文多次尝试为革命者立传,但出于对于革命的不了解,以及作品过分追求“事功”的效果,这类作品最终归于失败。沈从文尝试以五言诗歌颂革命的写作失败也是同理。沈从文“湘人治湘”的地方管理理念,虽融合自身“有情”与“事功”思想,但逆于时代的发展潮流,地方卡里斯马不可避免地被强大的中央集权取代,最终也只是时代背景下的一场梦。沈从文新中国成立后急剧地转变了对陈渠珍的态度,开始重新从国家视角审视湘西出路,通过政协提案、自身捐款等各种方式帮助地方的年轻人走出湘西;同时收集湘西特色的织绣等艺术品,加大湘西和外界的文化交流。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以“做事”为核心的理念左右了他对于众多时事的看法,同时也影响了他的人生抉择,他认准物质文化研究可以“古为今用”的特点,将编写美术、艺术史和协助生产作为研究和转行的根本目的,这使得沈从文在艰难的年代里依然取得了研究实绩,与他对于“生命”的尊重密不可分。“有情”与“事功”这对矛盾构成的独特张力,正是沈从文思想的独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