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的重大胜利,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强有力保障,也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我国只是历史性、阶段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现象,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将转移到相对贫困问题的减缓与治理。因此,设定相对贫困标准、识别相对贫困人口是首要解决的问题。政府转移支付是我国在绝对贫困阶段开展减贫工作的重要手段,在降低贫困发生率、改善贫困人口生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也是未来开展相对贫困治理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基于相对贫困视角研究政府转移支付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立足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将样本分城乡、东中西不同区域,研究我国相对贫困标准的设定、贫困脆弱性问题以及政府转移支付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程度。首先,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相对贫困标准,基于收入中位数比例法设定本文研究的相对贫困标准,并利用FGT方法测算我国的相对贫困规模。其次,基于设定的不同相对贫困标准,利用预期贫困脆弱性（VEP）方法,测算家庭贫困脆弱性,并分析贫困脆弱性家庭占比以及相对贫困与贫困脆弱性之间的关系。最后,基于各样本家庭贫困脆弱性具体数值,利用基准回归以及倾向得分匹配法,就政府转移支付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改善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第一、若按总样本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划定相对贫困标准,相对贫困现象集中于农村与中部、西部地区;若根据分样本划定相对贫困标准,对相对贫困人口的识别更加精准,贫困人口分布更加均匀合理。与欧盟成员国的实际相对贫困发生率对比发现,我国目前面临着较为严峻的相对贫困情况,且城镇和东部的相对贫困情况更严重。第二,相对贫困与贫困脆弱性交织出现,且城镇与东部地区的贫困脆弱性更高。第三,政府转移支付显著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但随着相对贫困标准的提高,影响程度逐渐减弱。第四,同一相对贫困标准下,政府转移支付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程度大于城镇;对西部地区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程度大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大于东部地区。基于研究结果,本文建议按城乡分别设定相对贫困标准,注重解决区域发展差距以及内部不平等问题;建立健全相对贫困返贫动态监测与退出机制,根据低收入人群具体致贫返贫原因给予差异性帮扶措施;完善政府转移支付帮扶机制,提高瞄准精度和瞄准效率,扩大政府转移支付的覆盖面与支持力度,制定明确的兑现条件,并对特殊群体给予精准综合的救助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