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五四”时期一声春雷的响彻山河,女性意识由此而觉醒。对于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的女性群体而言,由被压制到被言说,这种地位的微变并没能满足时代精神流变下的新思想萌动,一种前卫而激进的性别认知在传统的禁锢中破土而出,亟待彰显。事实上,女性一旦拥有了话语权,可以进入到用文字书写内心诉求这一领域之时,她们对主题的选择往往不是宏大的事件,而是对女性自身生命的关注和审视。于是,女性文学应运而生。着眼于对女性生存境遇的自我表达,女性文学终于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被塑造和被言说的地位,体现了一种在文化和心灵上的自觉审美意识。在这样一种时代浪潮的推动之下,长期居于边缘地位的少数民族女性也开始在性别认知上产生萌动。少数民族文学在古今文学史上一直都不受关注,其长期处于民族历史中的游离地位,造成了文化及文学无法完整地载入占统治地位的汉民族史册。在这样一种半游离状态的整体文化与文学处境中,少数民族女性的写作更是不受主体文学的关注。长期共同生活在云南的女性写作者们,开始有意识地聚集在一起,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以一种全新的群体姿态积极地去展现当下少数民族女性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以少数民族女性的独特视角去审视世界,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文学群体“云南女作家群”。作为云南女作家群的一员,景宜也创作出了女性意识凸显的小说、多民族关怀的报告文学以及传播媒介新颖独特的影视作品、文化散文和采访手记等大量文学作品,为白族及云南女性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许多文学史著作中,景宜都被作为新时期白族女作家的代表而重点评述,在云南女性文学中更是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女性文学不断发展甚至出现性别极端主义倾向的今天,景宜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种恢弘的大气,一种凌驾于性别竞争纠葛中的超脱。本研究立足于云南女性文学的广阔视野中,以白族当代女作家景宜及其作品为目标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长期受压抑的女性开始觉醒和反抗,由于不满足被言说的境地,女性写作者开始进行自我书写。女性文学由此应运而生。与汉族女性一样,少数民族女性也想要改变边缘化的历史地位而奋起反抗,特别是云南女性写作者,开始书写真实的内心世界。第二,云南女性写作者兼具着女性作家和民族作家的双重身份。性别因素使她们在题材的选择方面具有明显的倾向性,自觉地成为本民族妇女的代言人；民族因素则来自于她们对自身民族身份的心理认同,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又使她们的作品呈现出文化多元的特色。在这种双重身份的影响下,云南女作家群逐渐形成,并代代相传,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历史意义。第三,作为云南女作家群的一员,景宜也是在这种双重身份的影响下进行写作的。在她早期的小说中,女性意识得到充分彰显,并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在后期的报告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则表现出独特的民族精神,景宜在创作跨民族作品的同时,也完成了自我文化品格的升华。第四,景宜的作品与其他云南女作家的作品具备相似的主题特征,即在多元文化的氛围中,展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和文化包容性。当然也有其独具特色的认知程度及精神内涵。这种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写作题材由单纯的白族生活向多民族社会文化的扩充,采取时代需求的新颖传播方式以及对女性性别认知的升华。本文将这种独特性放在云南女性文学的大环境中来探讨,旨在以一种新的文学视野探寻景宜及其作品的精髓,进一步揭示云南女性文学的深刻内涵和审美价值,从而引起广大读者和学术研究者对云南女性文学的更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