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常项目开始出现逆差,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常项目就出现了持续逆差的状况。每当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美国就会发起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对其经常项目逆差进行调节。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周期性的调节成为世界经济动荡的重要根源。本文主要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视角为这种经济现象提供理论解释。希望回答的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影响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机制是什么?第二,为什么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具有长期性和调节的周期性特征?在现有的文献中,对美国经常项目逆差问题的研究总是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联系在一起。对该问题研究的理论渊源可追溯到20世纪六十年代,在当时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当属以特里芬为代表的国际储备需求论和以金德尔伯格等人为代表的世界金融中介论。如今,关于美元国际货币地位与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基本上沿袭了上述两种理论的思路,但融入了当今的时代特征。对于现有的理论解释,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三大类型,即以麦金农为代表的美元本位论;以Dooley等人为代表的中心外围论;以Eichengreen Barry为代表的国际货币竞争论。这些理论不仅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特点和各国经济政策选择的特征,并对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产生原因、可持续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但在现有的研究中,存在着要么强调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对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演变的决定性作用,要么强调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对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反作用的问题。即便是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对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影响的分析方面,也更多的是强调世界其他国家的国际流动性需求对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影响,对美国本身的政策因素如何影响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问题研究相对薄弱。因此,还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全面地揭示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与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之间的关系,并能够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持续性和调节的周期性现象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要正确揭示美元国际货币地位与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之间的关系,必须从美元现有的国际货币地位如何影响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的经济政策选择入手,即从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选择中寻求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根源。因此,本文的基本思路是:首先通过对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考察,探寻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下,不同国家的内外均衡矛盾调节的特殊性,为分析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对世界各国内外经济政策行为选择的影响奠定基础。接着,对现有的、相关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并对其进行经验检验,发现现有的主流理论已不能很好解释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于是从美国国内不同经济主体的储蓄-投资行为的变化入手寻求美元国际货币地位与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之间的契合点(这个契合点就是美国资本账户的巨大顺差)。然后,以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内外均衡矛盾调节的特殊性为基础,分析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内外经济政策(尤其是对外经济政策)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为美国资本账户巨额顺差提供理论解释,进而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提供理论解释。最后,由研究结论引申出政策含意。本文共分七章,其中第一章为导论,主要就本文研究的背景和目的、相关的代表性理论、研究的思路、方法以及主要内容等进行简要介绍。第二章通过对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回顾和美元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的研究,发现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由典型金本位制过渡到畸形金本位制,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与普通国家之家的内外均衡矛盾调节就存在着不同的特点。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信用本位时代,仍然处于国际中心货币发行国地位的美国的外部均衡目标已经演变为维护、巩固美元的现有国际货币地位。第三章在对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与美国国际收支之间的关系进行一般性的分析基础上,回顾了解释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主流理论,并对主流理论所认同的、影响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主要因素(美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和世界贸易发展速度)进行了经验观察和检验,发现现有的主流理论已不能很好地解释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问题。第四章主要分析了美国不同主体的储蓄行为的变化及其原因。发现20世纪70-80年代之间的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主要是由美国政府的负储蓄率决定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持续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个人储蓄率的持续下降。美国个人储蓄率下降的直接原因在于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的规模增加和结构的改变。因此,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关键在于解释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入美国这一国际资本流动现象。第五章首先阐述了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对美国内外均衡目标构成潜在威胁,当这种威胁由潜在性向显性化转化时,美国就会对其经常项目逆差进行调节。然后以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特有的外部均衡目标为基础,阐述美国特有的国际收支调节目标和政策选择,并从美国自身利益的角度评价了美国国际收支调节效果。得出了美国特有的国际收支调节政策选择在短期内达到了强化美国“过度特权”和美元国际货币地位作用的结论。但对其长期效果的判断有赖于对国际货币环境和其他国家的政策反应的分析。第六章主要分析美国的国际收支调节政策对国际货币环境、其他国家政策选择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美国国际收支的反作用。通过分析发现:美国的国际收支调节政策强化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非稳定性投机倾向;强化了发展中国家外部经济的脆弱性,进而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储备累积倾向。这共同促成了国际资本流向的逆转,导致了美国经常项目的持续逆差。对于其他经济大国而言,它们既是美国现有国际货币地位的潜在挑战者,也是承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调节冲击的前沿阵地。它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不同,对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影响不同。总的看,合理的产业结构、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国际货币区域合作有利于这些国家应对冲击和抑制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的持续性和调节的周期性,是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特有的内外均衡矛盾调节方式和其他国家的政策反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仅美国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可能导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美国特有的国际收支调节政策同样可能导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事实上后者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主要原因。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第七章分析了有序调整当前的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必要性,并就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调节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和中国的政策选择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特点在于始终以开放经济条件下世界各国的内外均衡矛盾调节为中心分析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与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之间的关系。主要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 1、明确提出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的外部均衡目标是维护、巩固美元的现有国际货币地位;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美国特有的国际收支调节目标和政策选择。2、明确提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对美国的内外均衡目标的实现构成潜在威胁,只有当这种威胁由潜在性向显性化转变的时候,美国才会对其经常项目进行调节。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持续性和调节的周期性特征。同时也为判断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是否可持续提供了一个标准:即看它是否冲击美国的内外均衡目标。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调节当前的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3、在分析其他国家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反应时,依据它们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将它们划分为普通国家和其他经济大国(它们是美国现有国际中心货币发行国地位的潜在挑战者)两大类型,揭示了它们外部均衡目标的差异性,并以此为基础,重点分析发展中国家与其他经济大国的政策选择及其对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反作用。通过这种分析,阐明了美国对外经济政策选择导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机制和其他国家(尤其是经济大国)的不同政策选择对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未来走势的不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