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十七年是近现代美术史上一个特殊时期,是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一阶段的美术历程。笔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既有传承又有创新。十七年水墨人物画笔墨之变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个是内因,是艺术本体发展的需要,包括笔墨技法的革新需要和民族艺术发展的自律性作用；另一个是外因,外因又包括两方面,一是政治、政策对绘画创作主题和功能的干预,二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美术论争和美术教育对绘画的影响。新中国十七年水墨人物画是在世纪初“以写实改造中国画”和“素描是一切造型基础”的写实水墨人物画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的特征是既有传承又有革新,很重要一点就是对文人画的扬弃,文人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要接受文化遗产,就不能绕开文人画笔墨这个议题。世纪初,以徐悲鸿为代表的“写实水墨人物画”一度表现出重素描、轻水墨的倾向,崇尚西方“科学”写实主义表现技法,忽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笔墨传统,新中国建国初期,艺术创作宗旨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更注重内容和题材,“文人画”被认为是形式主义和封建文化残留而被边缘化。随着国家政策调整和中国画自身发展需要,绘画从普及转为提高,民族性绘画形式开始复苏,十七年水墨人物画最大价值在于向传统笔墨回归,这是对三四十年代水墨人物画的反思,反思写实水墨人物画在“中西融合”初期体现出的有意强化写实造型、削弱笔墨形式的倾向,十七年笔墨之变最大价值在于使水墨人物画笔墨扭转到立足民族本位上来,北方以中央美院为中心的画家群体,将“白描”这一传统中国画造型手段更好的与西方写实造型相融合,辅之以干笔皴擦,创造出一种苍劲、浑厚的笔墨效果,在南方,被称为“浙派人物画”的画家们,在致力于笔墨向民族化回归的过程中,将民族性写意花卉技法、书写性用笔运用到人物画上,笔墨效果酣畅淋漓。不管是南派还是北派,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将传统中国画“线性”特征强化,是对民族性笔墨技法的继承发展和文人画笔墨审美的回归。十七年水墨人物画笔墨之变的价值表现在传统文人画笔墨技法的回归和对三四十年代写实水墨人物画“重造型轻笔墨”的反思这两个方面。十七年笔墨之变的意义在于使水墨人物画在现实主义基础上,内容与形式、造型与笔墨达到更加融合的状态,从而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对待“中西融合”。中国绘画要从传统形态走向现代化,必须是立足民族,对传统革新和扬弃,在传承中寻找创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