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和韩非是先秦法家学派两位重要代表人物，其法治思想对其所生活的时代及后世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在历史上长期受到学者们研究的重视。商鞅作为早期法家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商君书》是其法治思想的总结。商鞅的法治理论开创了法家学派重法的思想传统。而韩非作为后期法家学派的代表，明显地表现出集法家学说之大成的特色。作为法家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的法治思想在有着共通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根本的区别。从法治思想的构建上看，商鞅以法治为治国之本，重“法”是其特点，但同时相对忽视了“术”和“势”的作用；韩非在商鞅重“法”的法治思想的基础上系统发展了法家的法治思想，将法治视作“帝王之具”，同时强调“法”、“术”、“势”三者的有机结合，在融会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以法为本”，“法”“术”“势"三者并举的法治思想理论体系。从法治思想的推行上看，商鞅认为应法治应当为“君臣所共操”，在实际施行中要“重刑轻赏”，在其主持下进行的变法改革，体现了商鞅对于法的情有独钟：韩非则主张法治只是君主“导制其臣”的工具，为了推行法治君主必须要握有“刑赏二柄”，处处以君主为中心。从法治思想所要实现的目标上来看，商鞅极为重视农战，其目的是达到富国强兵，商鞅的法治思想在秦国的变法中予以实施，在客观上起到了使秦国由一个被他国蔑视、欺辱的弱国成为强国的作用，为秦王朝统一奠定基础。韩非重君权，其法治思想是以君主以及其专制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其学说深为秦始皇所赞赏，并在韩非死后成为秦统一天下的理论基础，最终得以推行。商鞅和韩非法治思想差异的形成有多方面的深刻原因。就客观方面而言，二人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临着不同的时代问题；学术的渊源也各个不同，韩非晚于商鞅约百年，可以更多的继承前代各学术流派学者的成果，这是他能够超出商鞅的一个极重要原因。就主观方面来说，二人的不同的出身地位、政治经历、人生阅历以及在此过程中所造就的性格特征等，也是催生其法治思想的各有侧重的部分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