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贾平凹将创作的目光转向了对乡村的留恋与哀叹，因而有了《秦腔》的问世，继而又以浓重的现实主义手法展示了农民“出走”乡村，进入城市之后的生存状况，所以有了《高兴》的诞生。这两部小说虽然在创作背景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对乡土没落的留恋，以及农民最终“出走”乡村的时代发展上，表现了二者之间所蕴含的承接性。《秦腔》是对土地、对乡土没落而发出的一声喟叹，用秦腔这一传统艺术形式的式微唱出了对传统乡土文化命运的哀叹，充满了对乡土家园破败、衰退的无奈与悲伤。在看似热闹的乡村生活背后，掩藏的是无尽的哀伤，是对乡村现状的忧虑，更有对乡村未来的迷茫。而之后的《高兴》则将视角由乡村转向了城市，书写了在“乡下人”进城之后，希望得到城市的认同，以及为融入城市而做的诸种努力。这既是在宣告农民身份的没落，同时也展示了城市与乡村之间巨大的差异性，而在这种差异性的背后，是一直存在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问题和矛盾。本文旨在分析两部小说文本中所蕴含的土地、传统文化在大时代背景下的现状以及乡土传统文明的何以为归，并通过农民进城之后的生存状况，进一步探讨小说中城乡之间存在的差异性。最后通过对两部小说之间存在的承接性的研究，来探讨乡村发展的现状和磨合中的城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