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9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放弃此前的“反蒋抗日”口号而改以“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至此，中共方面基本完成了针对国民党执政者的路线转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进入了新的阶段。 在这一关键时刻，1936年9、10月间，当时身为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在上海相继发表《哲学的国防动员》和《论新启蒙运动》两篇长文，号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哲学者”组织文化上的联合战线，发起一场文化上的抗日救亡运动——“新启蒙运动”。陈的号召得到包括艾思奇、何干之、张申府等人在内的大批文化界人士支持并加入，由此发起的新启蒙运动，在1937年5月至6月间掀起高潮并在北平文化界引发不少争议；但其后随着抗战全面爆发，运动声势渐弱并逐渐平息，终至无人问津，大约在1940年7月结束。本文即以这场运动为研究对象，尝试全面、细致、深入地展示运动的前后过程、各方主张、思想交锋，并就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全文包括导言、结语以及中间正文五章在内，一共七个部分。 导言部分回顾了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新启蒙运动”这一课题的研究现状，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并就作者的研究重点做了简要介绍。 正文第一章介绍了新启蒙运动发起之际国内的政治、文化现状以及中共方面针对国民党执政者的重大路线转变。 第二章就1936年9月至1937年4月间新启蒙运动的发起及其在左翼文化界内部以及中间派人士间引发的初步反响做了一一呈现。 第三章所述为1937年5月至6月间新启蒙运动在北平文化界掀起高潮期间各方人士的看法，包括陈伯达等人就“新启蒙”之理念所做的进一步宣讲、“新启蒙”主张在北平各派人士间引发的种种争议以及来自亲国民党的保守人士对新启蒙运动的系统批判等一些内容。 第四章所述为1937年8月至1940年7月间新启蒙运动的延续及最终落幕，重点涉及张申府在后方为进一步推动新启蒙运动而写作的大量著述以及1940年7月由陈伯达致张申府的公开信所展现出的两人就一些问题所发生的争论。 第五章围绕陈伯达、何干之、艾思奇三位新启蒙运动中有代表性的左翼理论家评价五四运动的观点，就新启蒙运动之五四观做了全面的概括和总结。 全文最后的结语部分，作者结合中共方面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五四运动的阐释，将新启蒙运动置于上述阐释的纵向演进脉络中，尝试性地就新启蒙运动的历史地位提出了粗浅的看法；此外，就与新启蒙运动相关的“启蒙与救亡”这一话题，作者对李泽厚“救亡压倒了启蒙”一说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