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主要围绕秦汉时期郡县属吏这一特殊群体展开,对郡县属吏的构成、生存境遇、与主官的关系、简牍所见郡县属吏职能及其与乡里社会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探讨,力图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制度史的分析,探究该群体对秦汉行政运作、秦汉社会尤其是对秦汉基层社会的影响,这一点对于认识秦汉社会的变迁无疑具有重要意义。郡县属吏作为最基层的吏员,就其素质结构而言,秦及汉初,文吏是郡县属吏的主体,后期虽然儒学素养有所提升,但在承担具体事务性工作的吏员中,文吏仍是主体,儒学对其影响不应高估。从职业技能来看,有文吏、武吏之分,二者由于职业素养的不同,在实际行政中的表现也有差异,而理想的职业吏员仍是文武兼备型。从组织结构而言,负责具体行政事务的诸曹与负责郡府县廷内部事务的门下吏构成郡县属吏的整体。关于郡县属吏的生存境遇,以往关注不多,而大量简牍的出土可以使我们对其实际的工作、生活状态有更为清晰的认识。一般说来,秦汉时期对郡县属吏的任用有些限制性规定,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存在错位现象。属吏培养任用则有专门培养和跟从吏员学习等方式。从其生活状态来看,虽然其中不乏鲜衣怒马,但是对于大多数而言,俸禄微薄,生活清苦,而从简牍所反映的郡县属吏的实际工作情形来看,与以往理解的坐曹理事不同,频繁的出差有时甚至成为其日常工作的常态。作为具体行政命令的执行者,郡县基层属吏与主官的关系历来是学者关注的焦点。以往多围绕主官与属吏间的君臣关系展开,而对实际行政运作中二者的关系缺乏认识。一般说来,新官到任后,不可能把原来的吏员全部撤换,这样就存在留任的属吏与主官、主官自辟属吏与主官之间的关系。从史料记载来看,在官场中,存在新任官员与前任属吏间的较量,由于属吏大多由本地人担任,这种较量实际是当地势力与新任官员之间力量的博弈。主官与自辟属吏之间,基于君臣义合的理念,双方通过一定的仪式缔结君臣关系,是春秋战国以来多元君臣观在汉代的发展。从实际行政运作看,由于治政理念的不同,主官与属吏之间又有长官上兼下职、官与吏职事不分和任吏以职、官总大体两种模式。秦汉时期郡县属吏的职能经历了从粗疏到细化的过程,从简牍资料中我们发现,最晚在秦朝的郡县属吏中就已经分曹理事,只是较为粗疏。随着行政事务的不断增多,分化越来越细密,在讨论中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补正。同时通过对简牍资料中所反映的郡县吏的职能,以个案的形式进行了分析,最后指出正是由于郡县属吏承担了基层行政中的大量具体事务,才保证了秦汉基层行政实体的有效运转。郡县属吏作为国家行政的终端,其与基层民众联系最为密切,他们与秦汉乡里社会的关系就成为研究秦汉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一环。秦及汉初,国家通过对基层吏员的控制来实现对基层社会的制度性管理,这种制度性管理与以“三老”为中心的社会化管理相结合,基层小吏是国家控制乡里社会的基本工具。随着豪族势力的增长,逐渐渗透入地方基层政权,东汉以后郡县属吏的大部分职位为豪族所把持。吏与豪族逐渐结合,国家在乡里社会中的权力逐渐私化,豪族化的小吏成为国家控制基层社会的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