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的主要目的是在加速城市化进程以及正在进行的各种针对农民工的政策改革的背景下来考察中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根生蒂固的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安排,农民工被贴上了“农民”的身份标签,导致了农民工群体对自身的社会保障权利的认知产生了偏差,忽视了自己的权利,制度内化了人的意识,农民工认同了这个身份标签,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权利意识更加淡化。反过来对身份标签的认同又导致了政策制定者和相关利益者以此为理由,强化了这种制度的安排,这种对社会保障权利的集体无意识导致了对农民工群体被集体排斥的延续。本文所要研究和发现的重点是这个集体排斥过程是怎样产生的,其中社会机制如何相互强化的,相应的农民工的集体无意识又是如何发生的。政府和社会该采取怎样的更加有效的措施去改善现有的这种结构安排,行功者本身又该采取何种有效的应对策略,让作为制度目标群体的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有所觉醒,转变自身的处境,改变整个社会的认识,维护同为公民的农民工的基本权益。 随着政府保护农民工权益制度的建立和某些地区农民工保险的实施,随着农民工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这个相互强化的循环朝着改善的方向发展着。但这个破除的过程只依赖现有的地方性法规和农民工个体的力量很难真正实现,必须由体制制度的调整、行功者主观意识的觉醒、行为准则的变化三者共同作用。特别是作为推动社会排斥源头的体制性社会排斥必须从社会整体、长远的利益出发,进行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文章的第一、二部分梳理、评析了社会排斥的相关理论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历程,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意义、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第三部分分析了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将农民工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和认知抽离出来,作为问题的切入点,注重作为制度的目标群体农民工的视野,引入行动者的直接体验。第四部分从社会排斥角度出发,描述针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系统的形成;排斥客体农民工对此系统的被动接受过程;以布迪厄的惯习理论以及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为基础,分析社会结构与个人能动性(个人因素对制度性社会排斥在心理和行为上的反应对社会排斥现象的产生和延续所发挥的作用)相互作用、相互构建的过程,从个体与结构之间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的结果分析农民工社会保障权利意识缺失形成的原因。第五部分将政策的目标群体与政策制定两个方面相结合,建立与农民工群体的需求相契合又能有效实施的制度,根据农民工的不同类型和需求分层供给,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可参加、能参加、可持续的、低门槛的、多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既能体现保护农民工基本生存条件的原则,又能体现激励他们积极工作的原则,是社会保障权利和责任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