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问题近年成为关注焦点，相关研究大多为政策解析，对失地农民本身的关注仍不够深入，对其观念的分析则更少。本文将失地农民的福利观念与福利行为作为关注焦点，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深度访谈以及实地观察等方法，收集到大量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重点解析在失地事件的过程中，失地农民与基层政府、市场以及外部宏观环境的关系，从而得出其福利意识形态的变迁过程。在研究中，本文试图回答三个主要问题。⑴失地农民问题为何时隔多年之后发生？⑵失地农民的主要福利提供者是谁？集体与市场在失地农民的生活中扮演何种角色？⑶在外部环境发生变迁后，失地农民的福利意识形态发生了怎样的变迁？　　 本文通过对失地的发生以及失地之后问题发展过程的梳理，发现失地发生时，农民大多处于被蒙蔽与盲目乐观状态，而当生计风险逐渐提高时，他们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乐观，巨额土地收益与政府违规行为的暴露，使失地农民意识到必须争取可得并应得的福利，于是，在基层政府获得巨额利益的刺激下，失地农民问题爆发，并形成巨大力量，最终引起政策变更。即生计风险与土地收益的增加促使失地农民问题时隔多年后爆发。集体一直以来大包大揽的福利角色使失地农民形成了对集体的依赖与对集体福利的习惯。当政府福利意识形态已经发生市场转化之后，农民的福利意识形态仍然停留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对集体的角色期待与集体的作为发生错位，于是，失地农民感觉到被集体背叛。在失地之后，农民的主要福利提供者从集体转向市场，但在市场中由于自身素质，就业困难，他们很少能够成为市场中的赢家。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后，特别是集体退出其失地农民福利提供者的角色之后，失地农民不得不改变其福利观念，并采取各种措施以适应市场。在此过程中，他们经历了生计风险的提高与土地收益的增加，这些外部条件的改变，使他们对自身福利的认识发生改变，对自己应得而未得的福利逐渐产生追求冲动，并最终付诸行动。福利可得性与外部风险的增加使失地农民在集体退出的组织环境中，逐渐形成福利权利观念。生计维持作为抵御风险的安全底限一直是最重要的福利意识形态起点，因此，随着生计风险与土地收益的增加，退出集体与走向市场的过程，失地农民的福利意识形态与福利行为也逐渐从生计维持走向福利权利。